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好望角view ,作者:好望角出海编辑部
日本卡车业的两个老对手,如今站到了同一边。
11月初,《金融时报》报道,由日野和三菱扶桑合并而成的Archion集团,希望依靠旗下全球约3700个销售和服务网点,应对中国品牌的竞争。
日野出自丰田集团,三菱扶桑由戴姆勒卡车控股,两家在亚洲市场缠斗了几十年,直到今年4月才完成业务整合。现在,它们共同的对手是中国重卡。
这种压力,在印度尼西亚感受得尤其真切。
日本卡车在印尼耕耘了四十多年,建起了工厂、本地供应商体系和遍布各岛的服务网点。
中国重卡只用了四年,就在重卡市场里拿下了四成。
一、
2020年起,印尼禁止镍原矿出口,要求矿石在本土冶炼加工。
此后几年,大批冶炼项目在苏拉威西和马鲁古群岛集中落地。印尼中央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镍矿石产量约1.985亿吨。
这一轮镍产业建设中,中国企业是主要的投资方。莫罗瓦利、哈马黑拉等地的产业园,以青山控股等中国企业为核心,从采矿、冶炼一路延伸到不锈钢和电池材料。采矿和运输需要大批重卡,中资矿企和冶炼企业,也就成了中国重卡在印尼最重要的一批客户。
2026年9月,印尼媒体Koran Indonesia援引汽车工业协会Gaikindo、中央统计局BPS和当地经销商Naraya Dipta Buana整理的数据称,四年间中国品牌在24吨以上重卡市场的销量从2964辆增至9240辆,增长约212%。
中国海关的数据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这一趋势。据印尼《商业报》统计,2025年中国向印尼出口整车卡车15070辆,价值6.886亿美元,其中总质量20吨以上的柴油重卡14779辆。
两组数字之间有五千多辆的差距。差异可能来自吨位划分和统计时点的不同,也可能来自一部分只在矿区内运行、没有进入公路登记体系的车辆。现有公开资料无法对此进行拆分,但它至少说明,矿区里实际跑着的中国重卡,可能比当地销售统计显示的更多。
二、
印尼汽车行业分析师Yannes Pasaribu估计,部分中国进口重卡的售价比当地竞品低30%至50%。
日野印尼制造公司生产总监Kristijanto Saputra也曾透露,中国整车进口卡车与当地生产车型之间,价差可能达到3亿至4亿印尼盾,折合人民币约13万至18万元。
中国重卡能够报出这样的价格,与国内成熟的产业链有很大关系。
发动机、变速箱、车桥、车架,从核心总成到整车装配,中国已经形成完整的重卡制造体系。庞大的国内市场支撑了零部件供应商的生产规模,也让整车企业有条件将产品成本控制在较低水平。
当然,矿区老板也知道,性价比重要,质量也很重要。
苏拉威西岛的镍矿区,雨季道路泥泞,运矿车需要满载爬坡,在坑洼不平的路面上反复往返。车辆每天运行时间很长,底盘、车桥、发动机和制动系统都要经受高强度使用。
而这些工况,中国制造商并不陌生。
中国庞大的煤矿、砂石场、港口和基础设施工程,为重载车辆提供了长期的应用场景。陕汽、一汽解放、中国重汽等企业积累的动力匹配、车架强化、重载传动和散热技术,可以根据印尼矿区的道路、气候与载重要求进行调整。
一汽解放曾针对加里曼丹煤矿开发强化车架和悬架的JH6自卸车。企业披露的客户案例显示,经过产品适配,车辆故障率比对比车型降低20%,单车年度运营收入提高10%。
另外还有维修。
一辆运矿车坏在半路,损失的不只是维修费用。车辆停运、矿石积压,甚至整条运输线路的调度,都可能受到影响。
印尼镍矿项目高度集中在莫罗瓦利和哈马黑拉等地,给中国车企的售后布局创造了条件。经销商可以围绕大型产业园配置维修人员、常用配件和服务设施,缩短故障车辆等待维修的时间。
还有一项因素,甚至与卡车本身的制造水平关系不大。
柴油。
2025年8月,印尼汽车工业协会Gaikindo秘书长Kukuh Kumara透露,一些偏远矿区难以稳定获得符合欧IV发动机要求的柴油,部分当地生产的车辆甚至因为燃油适配问题,被客户退了回来。
对于矿区老板,车买回来就得能用。部分中国重卡采用适应当地燃油条件的发动机,减少了对高标准柴油供应的依赖。
这项优势也带来了争议。部分矿区专用车辆采用欧II、欧III排放规格,与印尼公共道路柴油车辆适用的欧IV要求存在差异。
而这也被人抓住了把柄。
三、
在中国重卡加上狂奔的时候,日系厂商坐不住了。
日野在西爪哇的工厂位于普哇加达的工厂,拥有发动机、变速箱和整车生产线,31款车型取得本地化认证,部分车型本地零部件含量超过40%。
工厂直接雇员1548人,与148家本地零部件企业合作。日野估计,相关供应链和服务体系涉及超过15万个间接就业岗位。
2026年1月,日野印尼制造公司公布了一组难看的数字:2025年工厂生产商用车18450辆,同比下降22.6%。
工厂设计年产能75000辆,产能利用率只有约24.6%,而正常年份在35%至45%之间。
日野把中国重卡进口增加,列为开工不足的重要原因。
本地化生产意味着沉重的固定成本。产量下滑时,厂房、设备和人员的支出很难同步缩减,单车分摊的成本随之上升。
此时如果大幅降价去争矿区订单,就要从本已收窄的利润里继续往外掏;维持报价,又可能继续丢单。
毕竟日企在印尼深耕了40奶奶,于是他们选择了另一条路:让印尼政府出面。
早在2025年1月,日野就公开回应中国进口卡车,强调自己拥有适合矿区的本地化车型。2025年9月,三菱扶桑印尼销售与营销总监Aji Jaya公开质疑竞争条件。
到了2026年1月,日本制造商投诉:本地制造商必须遵守公共道路车辆认证和欧IV排放要求,而部分进口中国重卡采用欧II、欧III排放技术,没有完成相应认证,因而获得了成本优势。
第二天,Gaikindo主席团成员Jongkie D.Sugiarto确认,协会已经向工业部反映进口卡车带来的竞争问题,建议把矿区专用车辆纳入统一的技术认证体系。
政府其实早有动作。2025年10月14日,印尼工业部长Agus Gumiwang Kartasasmita表示,政府正在制定针对非公共道路车辆的新规定,要求矿用卡车逐步达到接近欧IV的排放标准,并呼吁矿业企业优先采购本地生产、符合排放标准的车辆。
四、然而,这笔账没有那么简单
日野工厂开工不足,也不能全算在中国车头上。
Gaikindo数据显示,2025年印尼卡车批发销量56754辆,同比下降约15.3%;同年煤炭产量从约8.36亿吨降至7.90亿吨。整个卡车市场都在收缩。
日野的主力产品是中型卡车,而不是24吨以上的重卡。2025年,它在印尼中型卡车市场仍拿下56%的份额,连续25年排名第一。工厂产量下滑,是需求萎缩与进口竞争叠加的结果。
监管收紧,同样没有看上去那么容易。
就目前公开资料来看,印尼尚未对封闭矿区车辆统一实施新的排放准入制度。
其实最大的障碍还是燃油:Gaikindo在2026年9月再次表示,部分地区的柴油质量仍难以满足相关发动机的要求。
提高车辆标准,需要同步改造燃油供应,这牵涉工业、交通、能源和环境多个部门。
即便新规落地,也很难一举改变格局。
对中国车企来说,技术不是主要障碍,中国从2021年7月起就对重型柴油车实施国六标准,主流企业具备更高排放等级的产品。
影响在成本:配置升级会抬高出口车型的价格,现有价差可能收窄,部分企业还可能需要重新评估整车进口与本地组装的安排。
对矿业公司来说,购车和用油成本可能上升。对印尼政府来说,则要在本地制造业就业、矿业设备需求和环境监管之间找到平衡。
五、走出矿区,走向公路
中国车企已经开始走出矿区。
一汽解放披露,它在印尼的销量从2022年的约400辆增长到2024年的2600辆,两年涨了五倍多。解放还和一家印尼大型物流集团签下了1200辆卡车的订单。
公路物流市场的门槛高一些。车辆要完成排放、安全和登记的全套程序,客户分散在不同城市、港口和岛屿。
矿区车队可以集中配维修人员和配件仓库,公路车队需要一张铺开的服务网。日野在印尼有158个销售和服务网点,三菱扶桑的网络也覆盖了主要运输地区。这是日系最后、也最厚的一道防线。
中国车企在其他市场补过这一课。
在中东、非洲和中亚,中国重卡都是先靠价格和耐用性进场,再一点点建经销网和配件中心。
印尼会是同样的路径,矿区积累下来的车队、口碑和维修人员,就是往外扩张的起点。如果排放规则收紧,本地组装也会成为一个现实选项,还能顺势拿到印尼政府最看重的本地化加分。
电动化是中国车企手里另一张牌。
印尼想把镍矿变成电池产业,中国企业恰好在电动重卡和动力电池上走在前面。矿区路线固定、运距短,适合集中建充换电站,是电动重卡最容易落地的场景。排放标准越严,电动车的优势越明显。
日本人在印尼用了几十年,建工厂、养供应商、铺网点,这套打法让日野在中型卡车市场连续领先了25年。中国重卡走的是另一条路:跟着中国资本出海,先在中国人投资的园区里站稳,再一步步走向公路。
前一条路的成本已经写在日野24.6%的开工率里。后一条路,四年拿下了四成市场,还在加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