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围绕企业出海的综合服务体系建设明显加速，各地陆续完成首轮“搭台”布局。商务部等部门先后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的指导意见》和《关于更好服务实体经济 推进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
政策所关注的，是企业海外经营不断显现的新需求。据商务部、外汇局统计，2025年，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53个国家和地区的11048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投资10404.2亿元人民币，增长1.6%（以美元计为1456.6亿美元，增长1.3%）。
随着企业出海进入深耕经营的新阶段，城市综合出海服务体系也面临新的考验。澎湃研究所研究员通过分析长三角41城114个能够辨识服务内容的出海服务平台发现，政策咨询、资讯信息等类别的服务已成为多数平台的基本配置，但税务、人才培训及法律合规等专业服务的公开覆盖还不够充分，跨领域综合服务仍较为有限。
服务平台建起来以后，接下来要回答的是，怎样将分散的专业资源组织起来，帮助企业处理复杂的海外经营挑战。围绕这一问题，澎湃研究所于2026年8月至9月访谈了多家跨境电商和外贸服务企业，以及调研义乌与拉美市场的学者。
真正的考验在出海目的地
海外经营的压力，常常体现在一笔笔具体的账上。跨境电商企业负责人W先生举例，他们卖出一双成本约60元的鞋，如果客户在美国退货并寄回中国，仅国际运费就需要约300元，进入国内后的进口清关和派送还要约150元，返程成本合计约450元，远高于商品成本。究竟如何处理海外退货，主要取决于商品品类、折损状况、仓储成本及当地有无下沉销售渠道等。令企业头疼的是，海外仓储计费分秒不停，企业必须尽快判断是留在当地处置，还是退回国内，哪种方式损失更小。
退货也会检验企业对市场的理解。W先生的团队曾针对美国消费者改良鞋款设计，当时虽然知道鞋型需加宽，却没有准确把握前脚掌需要更多空间的需求，导致改良后的鞋仍有挤脚的问题。由此可见，把货卖到海外，仅仅是完成了市场检验的第一步。消费者究竟怎么用、为什么退、产品该怎么调，都需要企业在持续经营中不断摸索。
在B端外贸中，订单达成之后的需求识别、资源组织和持续跟进，也已成为企业海外经营的重要组成环节。海外客户需要的往往并非单一标准产品，而是围绕特定场景的一整套解决方案。上海健倍生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健倍生”）曾经接到联合国一项涉及上百种牙科产品的采购询盘，团队在三天内就完成了全部产品匹配和资料整理，获得认可。而在对接厄瓜多尔经销商时，他们还主动陪同其走访当地大学，演示产品在教学中的使用方式。这些早已超出单纯的报价与交货，考验的是对客户真实需求的拆解能力和对供应链资源的组织效率。
健倍生总经理谭志华表示，海外客户若直接对接国内工厂，虽然可能获得更低价格，但需要自行筛选供应商、组合产品，并反复沟通需求，时间和试错成本并不低。健倍生所做的，是在海外客户需求与国内供应链之间建立“接口”，识别具体应用场景，匹配合适的产品和生产资源，并在交付后持续跟进使用反馈、解决后续问题。如果只盯着“卖货”，很难赢得客户信任与长期订单。
把视线从一笔海外订单拉长到整条履约链，问题会更多。河海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邵占鹏在义乌调研时观察到，跨境电商日常需要与海关、货代、国际运输、海外仓和末端配送等主体打交道。电商平台虽然带来了交易入口，但货物状态、仓储处置和资金周转等仍需要由商家逐项处理。货物一旦滞销或丢损，收入不会第一时间到账，仓储费和处置费却在不断发生。对于现金流有限的中小企业来说，问题拖得越久，利润就越可能被履约成本侵蚀。
再进一步看，这些经营难题还深层交织着出海目的地的基础设施条件与制度环境。长期调研拉美市场的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石烁以中国电商平台为例，指出其高效率有赖于国内较好的物流、制造业和人口密度等条件。而到了拉美之后，企业会发现各国之间，甚至同一国家不同城市之间，清关方式、仓配网络和地方治理能力均有差异，没有统一解决方案。因此，区域国别的出海指南虽能帮助企业了解当地基本状况，却很难直接回答仓库适合设在哪里、用工规则怎样执行、哪家当地机构熟悉相关行业等实操问题。企业还需要将国别层面的判断进一步落实到具体城市与业务场景中，才能稳妥安排日常经营。
产品适配困难、跨境履约衔接不畅、宏观国别信息难以转化为具体城市和业务场景中的经营判断，这些都是企业海外经营中较为常见的微观痛点。它们分散在产品、物流、供应链等环节，需要企业及时识别需求、调动资源并持续跟进。如何降低由此产生的协调与试错成本，是城市出海服务需要回应的现实问题。
服务平台尚未解决的问题
企业在出海实务中碰到的这些痛点，正在推动各地加快出海公共服务体系的布局。以上海为例，其构建的“1+3+X”海外综合服务体系，把“Shanghai Desk”智慧出海平台，浦东、临港和虹桥三个线下分平台与海外服务站点连接起来。截至2026年9月，“Shanghai Desk”累计注册用户已超过12万，访问量突破72万人次。不过，把专业资源聚在一起只是“搭台”的第一步，接下来还要看这些资源能否帮企业切实解决具体的海外经营问题。
澎湃研究所研究员通过梳理长三角41城公开资料，对相关机构逐一核对、去重，共整理出114个能够辨识服务内容的出海服务平台、园区和专业联盟样本（图1），可用来观察当前长三角出海服务供给结构。
图1 长三角出海服务平台公开服务内容分布（114个可辨识样本）
在这114个样本中，政策咨询、资讯信息服务的列示占比分别达80.7%和75.4%，税务服务、人才培训、法律合规服务的列示占比则为36.0%、40.4%和48.2%。而其中46个定位为综合服务的平台，同时公开列示金融、法律合规和税务服务的有17个，占比37.0%。
尽管上述统计情况仅覆盖平台公开展示的服务条目，并不直接对应其实际服务能力与落地成效，但从分布结构不难看出，当前出海服务体系已积累了较充足的政策、资讯类基础服务资源，而财税、金融、人才等专业服务资源相对偏少，跨领域的综合支撑能力相对偏薄，与企业日益复杂的海外经营需求之间存在一定落差。
结合企业访谈来看，这种落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平台大多按专业领域条线划分服务类别，但企业实际经营问题往往跨界。比如一次普通的海外退货，就可能同时牵涉物流处置、合同责任、税务核算和现金流周转等事项。即便每个环节都能找到对应的服务机构，企业仍要自行判断处理优先级、衔接不同专业意见。如果出海服务平台只停留在罗列机构清单和“建群”，协调的担子最终还是由企业自己扛。
第二，宏观层面的国别资讯和企业具体的经营决策之间隔着不小的距离。国别指南能帮企业判断当地基本社会与市场环境，但落地到仓储布局、人员招聘、市场拓展这些具体事项时，企业还得自己摸索目的地的细则规定和执行路径，试错成本不低，因而亟需熟悉当地情况、深耕对应行业的人帮助解释和指路。
第三，海外经营中的一些实际问题，例如退货处理、规则调整，以及地缘政治变化引发的关税风险，往往很难通过几次平台对接或咨询就得到解决。平台的访问量、活动场次等指标，能反映对企业的触达广度，却无法体现复杂的海外经营咨询事项由谁承接、进展到哪一步、是否有持续的跟进闭环。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出海服务平台不断增加，企业遇到问题时仍倾向于优先联系“熟人”。 跨境电商企业负责人W先生所说的“熟人”，主要是指长期合作的电商平台经理、物流服务商等。电商平台规则调整后，对接的平台经理可以及时解释具体变化及其影响。当关税调整有可能推高海运、空运价格时，物流服务商也会提前预警，帮助企业及时调整备货和发货节奏。企业看重的是这些联系人既熟悉业务、掌握信息，又能将规则变化转化为具体的应对建议。城市出海服务平台虽难以复制这种长期合作形成的信任，却可以借鉴其中的专业解读、风险预警和持续跟进机制，让企业从“找到入口”进一步走向“有人接手”。
从“搭台”到“解题”
要把企业“有人接手”的期待转化为公共服务能力，需要更深度的统筹。对上海和长三角而言，下一步应把上海的专业服务、长三角的产业需求与海外节点更紧密地衔接起来，将平台“搭台”形成的资源集聚优势升维成体系化的“解题”能力。
首先，提升问题识别能力，建立出海问题分诊和牵头机制。企业提出需求后，平台可先了解其所在市场、行业、事情经过和紧迫程度，再由熟悉相关业务的人负责转介。对退货争议、货款拖欠、海外用工等高频事项，可形成初步处置指引，列明需要准备的材料、联系机构和反馈节点。涉及多家机构时，牵头人员协助梳理对接顺序并跟踪相关进展。
其次，强化资源组织能力，让海外节点提供能够进入经营决策的一手信息。区域国别指南之外，还需持续补充具体城市、行业和相关规则的动态变化，注明信息来源、更新时间和适用条件。驻外机构、商协会及当地专业人士可以共同参与更新。已经处理过的案例，在隐去企业身份和商业秘密后，可整理问题经过、处置步骤和争议焦点，让后来者不必重复摸索。
在此基础上，还需要完善持续跟踪机制，提升专业服务的可识别度与跨城转介效率。平台可主动亮明擅长的国别、行业及服务边界，并沉淀真实的企业反馈。同时，长三角地区需要加强协同，完善需求分类与转介规则，让苏浙皖地区的企业、贸易网络等能更顺畅地调用上海的高水平专业服务资源。归根结底，出海服务的成色，要在切实接住并化解一个个跨国经营难题中得到检验。
（实习生田卓雅、张靖妤对本文有较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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