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共7527字阅读预计19分钟作者 | 亚当·图兹（Adam Tooze）编译 | 杨林宇编译审核 | 张谦和本期编辑 | 王智 本期审核 | 余佳轩 陈珏可编者按近年来，随着中国制造业崛起及其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持续扩大，国际舆论中逐渐出现所谓“中国挤压”（China Squeeze）的说法。
该论调由印度学者提出，认为中国凭借低成本、高效率的制造业出口挤压了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的空间。
然而，亚当·图兹（Adam Tooze）并未接受这一判断，而是将“中国挤压”置于发展经济学、全球贸易与历史比较的框架中重新审视。
文章指出，“中国挤压”论基于两大核心假设，一是中国应遵循传统“发展模式”，在工业化后逐步退出某些低技能产业；二是低技能制造业份额应与国家人口分布比例大体一致。
然而，这两项假设均不成立。首先，发展本就没有固定模式，并非按部就班；其次，产业也并不按照人口分布，而是基于能力。
即便中国在部分产业领域让出市场份额，自身能力不足的国家也无法把握发展机遇。
正因如此，“中国挤压”论并非严肃发展经济学理论，而只是政治宣传用语。
其本质是转移矛盾，将本国发展受挫归咎他人。南亚研究通讯特编译此文，供各位读者批判参考。
图源：观察家基金会 一、“冲击”的三种描述关于“中国冲击”（China shock），目前存在三种不同的话语。
三者分别对应不同的时间维度。 “中国冲击1.0”是美国学者在2010年代创造的一个词汇。
他们通过实证调查，回顾性总结了中国融入全球贸易对美国特定地方劳动力市场产生的深远影响。
“中国冲击2.0”在2020年代中期的欧洲广为流行，跨大西洋政策界人士发出“警钟”,担心一场灾难即将到来，并将这种担忧投射到陷入困境的欧洲汽车工业之上。
第三种“中国冲击”话语通常被称为“中国挤压”（China squeeze）。
这一说法最近由印度经济学家舒米特罗·查特吉（Shoumitro Chatterjee）和阿文德·苏布拉马尼安（Arvind Subramanian）在《外交事务》上提出。
它采用了一种不同、也更具推测性的时间视角，即反事实历史。
所谓“中国挤压”，关注的不是“已经发生了什么”，也不是“将要发生什么”，而是“本来可能发生什么”。
更具体地说，它追问的是：如果没有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惊人的工业化进程，以及中国制造业在低技能产品领域持续保持的竞争力，那么印度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等全球南方经济体，原本可能拥有怎样的经济发展选择？
查特吉和苏布拉马尼安的核心论点是，中国已经在电气机械及其他高技能制造业领域建立起主导地位，这正推动着所谓“中国冲击2.0”；与此同时，中国在低技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领域仍然保持贸易顺差。
这一顺差数额巨大，而且在过去15年间基本没有发生变化。
事实上，在2010年代，中国对低收入国家的贸易顺差不断扩大。
在他们看来，这对低收入国家那些“本应”具有竞争能力的低技能产业形成了挤压。 图源：《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重商主义挤压》（China’s Mercantilist Squeeze on Developing Countries），舒米特罗·查特吉、阿文德·苏布拉马尼安，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2026年5月26-27日。
查特吉和苏布拉马尼安的措辞值得注意： “二战后的经济发展存在一条‘典型路径’：各国从农业转向制造业，首先进入低技能制造业，随后再向高技能制造业升级（Herrendorf、Rogerson和Valentinyi，2013）。
从全球层面来看，这意味着，过去专门从事低技能活动的高收入国家，会将制造业出口空间让给后来的次发展中国家。
1965年，发达经济体在服装、皮革、纺织和鞋类这四个主要低技能制造业部门的全球增加值出口中约占60%。
随着时间推移，这一比例不断下降，出口空间首先由东亚‘四小龙’占据，自20世纪90年代末起又逐渐由中国占据。
如今，中国占有全球约50%的市场份额。但问题在于，随着中国发展，它究竟会像更发达的国家那样行事，将出口空间让给后面的追赶者，还是会继续占据这些市场空间？” 图源：Substack 就理论建构而言，在三种“中国冲击”话语中，“中国挤压”的论证无疑最为大胆。
毕竟，它对中国的批判完全建立在一种“反事实”的世界构想之上。
与任何反事实论证一样，要构建这一替代性现实，就必须依赖某种启发式模型。
为了展开论证，查特吉和苏布拉马尼安提出了两个关键性判断。
第一个参照系是发达国家真实的工业化历史，即所谓的“典型路径”。
其基本逻辑是：各国从农业转向轻工业和低技能制造业，然后沿着价值链不断向上升级。
为了使这一历史轨迹能够作为比较标准，并进一步成为构建规范性标准的依据，他们根据两个因素调整各产业的出口份额：其一，出口国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国民收入衡量；其二，相关产业的国际化程度。
一个高收入国家如果在低技能产业中拥有很高的出口份额，就属于异常现象，但如果该产品本身具有高度国际化特征，因而适合让给欠发展竞争者，这种异常就更加明显。
那么，这一进程将以怎样的结局收尾？ 在这里，查特吉和苏布拉马尼安提出了第二个参照系。
他们所设想的全球发展规范路径是：随着时间推移，低技能制造业出口应当按照一国在全球劳动力中的占比进行分配。
换言之，他们设想的是一个按比例分布、多中心共存的世界格局，各国在低技能制造业上不应存在过度的专业化分工： “一个行之有效的基准是：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中，一国占全球出口的份额，应大体与其拥有的全球低技能劳动力份额相当。……按照赫克歇尔—
俄林模型，如果各国的每名劳动者增加值以及出口倾向，即产出中用于出口的比例相同，那么这一情况就会成立。”
正是以这种秩序井然、最终走向低技能制造业普遍分布的自由主义全球发展图景为参照，他们衡量现实情况并据此得出结论：低收入国家正在遭受“中国挤压”。
中国退出低技能产业的速度不够快。考虑到中国自身的GDP水平及全球化程度，中国低技能制造业出口所占份额远高于其“应有”的水平。
图源：Substack 如果以人口规模为参照，中国低技能产品在出口中的占比显然过高。
由此，他们进一步得出结论：中国正在“囤积”大量就业岗位（作者认为可能达到数千万个）。
根据图4所涵盖的四个产业，2022年中国增加值出口的这一“超额”规模达到1100亿美元；如果把附录图D.1所涵盖的全部低技能产业计算在内，超额增加值出口则达到3650亿美元。
因此，中国对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LMIC）出口的挤出效应相当明显。
图源：Substack 这两个判断有共同之处，即都带有很强的结构主义色彩。
第一项判断认为，各国的发展路径应当具有相似之处；第二项判断则认为，至少在低技能制造业领域，各国总体上没有本质区别。
如果现实世界的贸易分布偏离了这些假设所推导出的结果，如果中国没有沿着发达经济体的路径发展，却拥有巨大的出口规模，那么这种差异就必然是“政策”造成的，而这种政策随即被扣上了“不合理”或“不公平”的帽子。
由此可见，将一条“典型路径”自然化，并据此推导出低技能制造业应当“平均分布”，这实际上是一种政治论战工具。
从“中国冲击”论战的角度看，这种话语当然颇受欢迎。
但如果把它视为对经济史的解释，那么这种说辞显然难以立足，甚至可以说具有误导性。
二、现实经济发展不完全符合经济学家们的逻辑 经济发展绝非依循某种固定、自然的先后次序。
正如大卫·菲什曼（David Fishman）所说：“发展不是排队买票。”
发展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自始至终都是政治性的。发展与其说是一种自然演进的过程，不如说是一项深思熟虑的工程。
每一项工程都在不同程度上针对其具体情境做出了调整。
正如经济史学家格申克龙（Gerschenkron）所揭示的那样，不平衡与综合发展意味着多样化和差异化，绝非沿着单一路径机械模仿。
欧美较早退出了低技能制造业固然是事实，但技术环境早已今非昔比。
正如查特吉和苏布拉马尼安所说，中国如今早已不再拥有低工资优势。
他们难道真的相信，如此巨大的竞争差异，仅凭产业政策或汇率操纵就能解释得通吗？
要解释中国在“低技能”制造业上的强大韧性，最根本、最具决定性的因素显然是其庞大复杂供应链所产生的网络效应。
实际上，“低技能”这一标签本身就没有抓住问题的重点。
查特吉和苏布拉马尼安在发展路径模型中刻意抹去全球化程度。
他们这样做，是考虑到20世纪50年代的欧洲和美国纺织品出口商并不具备如今的准时制物流条件，这反而遮蔽了这样一个事实：连接中国工厂与全球市场的供应网络，本身就是中国低技能工业化项目的关键组成部分。
中国并不是在生产20世纪70年代意义上的那种“廉价商品”，而是重新定义了整个产品周期。
查特吉和苏布拉马尼安随意提到的“T恤”，其实颇有意味。
在今天的“快时尚”中，“时尚”和“快速”这两个词都非常重要。
中国能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前所未有的低成本同时实现这两点，根本不能简单将其归类为低技能生产。
如果我们不把发展轨迹看作同一种模式的重复演变，而是把它理解为各具特色、经过精心塑造的发展项目，并认为这些项目最终会形成技能、技术与劳动力高度集聚的复杂产业集群，那么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低技能制造业应当按照人口分布”这一假设与现实经验相悖。
无数案例都表明，一个低工资、低收入的发展中经济体，并不会仅凭自身的人口和劳动力条件就自动形成具有竞争力的生产基地。
正如莱昂·廖（Leon Liao）所说：“国际贸易从来不按照人口分配，一个国家的人口规模，并不能使其天然拥有与人口相应的全球出口份额。”
值得注意的是，苏布拉马尼安无论独自研究还是与他人合作，长期以来其实一直在阐述这一观点。
他这样做并不是为了像《外交事务》和彼得森研究所的相关文章那样有倾向性地抨击中国，而是为了突出与中国工业化成功相对应的另一面，即印度的相对失败。
那篇被广泛引用的《外交事务》文章只展示了中国的低技能产品出口份额，并没有展示印度的数据。
如果像查特吉和苏布拉马尼安在其他场合所做的那样，把两国同时纳入分析，就会呈现出下面这样的图景。
图源：Substack 中国明显位于基准线之上，而人口规模几乎与中国相当的印度同样异常，只不过方向恰恰相反。
就全球人口以及数千万个被“挤压”就业岗位的想象而言，中印两国实际上构成了这一现象中非常重要的一对。
图表揭示的并不是中国在“作弊”，而是印度的“最大规模发展失败”，至少苏布拉马尼安在与德维什·卡普尔（Devesh Kapur）合著的重要著作《六分之一的人类：独立印度的发展历程》中提出了这样的观点，该书于2026年初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在这部对印度发展持高度批判态度的著作中，中国被反复作为参照对象提及。
这不是为了批评中国，而是将中国作为衡量标准，以此凸显印度政治经济体系未能兑现的承诺，即数以亿计公民所需要的大规模正式就业。
卡普尔和苏布拉马尼安对此表达地非常明确：如果想理解为什么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推动制造业全球化的主要力量是中国而不是印度，就不应该把目光放在发达经济体出于自由主义取向而主动释放出的国际分工空间上，而应当关注新中国成立后与印度独立后的政治经济体系之间截然不同的政治经济逻辑。
正如卡普尔和苏布拉马尼安所指出的那样： “中国与印度之间的巨大分化并非始于197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在此之前这一分化就已经开始了。”
现代历史上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事实是：早期中国所创造的条件，最终竟成为工业全球化的一块重要跳板。
正如1980年中印两国的比较清楚表明的那样，两国人口在教育和营养等方面存在如此巨大差异的情况下，还设想制造业能够均等分布，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象。
这里展示的是卡普尔和苏布拉马尼安的数据，我在最开始写Chartbook（亚当·图兹的个人substack账号）时，就曾讨论过这些数据。
图源：Substack 三、为什么印度的结构转型远远落后？
正如卡普尔和苏布拉马尼安所强调的，最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尽管印度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明显加快，但其结构性转型并没有同步发生。
印度的正式就业仍远远落后。为什么会这样？卡普尔和苏布拉马尼安认为，印度早期发展起步不佳所产生的路径依赖性影响极为严重。
他们列举了很多重要因素： “我们提出一种适用于印度不同历史阶段的“五种解释”： （1）在最初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两项关键政策遗产，即忽视农业和压制国内私营部门，其负面作用十分明显。
农业增长停滞阻碍了本应以劳动密集型方式满足本土需求的乡镇工业化； （2）随后，20世纪80年代之后经济繁荣到来，但在一个尚处于形成阶段的民主制度中，过早制定的大量监管措施和更广泛的劳动保护，加之对私人资本、尤其是大型私人资本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排斥，严重阻碍印度企业扩张规模以参与全球竞争； （3）同样，1991年之后的改革虽然覆盖面广，却没有充分涉及制造业所依赖的关键非贸易性投入，即土地、物流基础设施和电力。
低投资（物流基础设施）、监管（土地）以及邦政府持续垄断供应（电力）等因素，再加上残余的社会体制弊病，致生产要素成本比高效率供应水平高出75%至100%； （4）与此同时，在供给侧，政府主导着正规劳动力市场，并在技能水平较低的劳动者中设定过高的工资标准，这降低了私营部门雇用劳动力进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意愿； （5）最后，随着服务业及其出口蓬勃发展，受“荷兰病”效应影响（一个成功的可贸易部门挤压甚至“吞噬”了另一个技能要求较低的制造业部门），服务业工资进一步大幅上涨，挤压制造业发展。
因此，计划经济时代造成的短缺政策、过早发展的民主制度以及甘地式对企业规模的排斥；低效的关键非贸易性投入和垄断式供给；庞大的政府机器；以及极其成功的技能密集型服务业，共同削弱了印度低技能劳动力就业机会。
印度的就业失败似乎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层层叠加的结果。……
此外，还有一些难以量化、却同样重要的社会因素削弱了制造业和工厂就业。
例如，IT产业成功所产生的影响。IT产业主要位于城市地区，那里工作条件更好，拥有空调办公室、供子女就读的优质学校以及更具吸引力的娱乐设施。
因此，城市IT产业对工程和管理专业毕业生形成了更强的吸引力。
再来看制造业与女性就业。印度社会环境使女性就业面临诸多困难，这反映在印度异常低的女性劳动参与率上。
尤其是公共场所中经常发生的女性骚扰，使女性很难长途通勤工作。
与此同时，针对女性宿舍和集体住宿设施建设的繁琐规定，又进一步阻碍工厂实行多班制生产。
因此，工厂往往必须设在女性劳动力资源较为集中的地区。
尽管企业可以把服装厂搬到女性集聚地，或者通过大规模兴建宿舍来吸引劳动力，但这将大幅提高运营成本。
如果说真有什么补贴能够提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那么为女工修建宿舍的住房补贴才是一个合理的着力点。”
这意味着，即使中国真的出现产业调整和产能外溢，印度也无力把握机遇。
下面是卡普尔和苏布拉马尼安对2020年代印度情况的描述。
它与彼得森研究所和《外交事务》文章中单方面强调“中国挤压”的论述形成了鲜明对比： “例如在2022年，印度在其最具代表性的服装行业全球出口中所占份额仅为3.1%，而中国为32%。
这一结果令人极为失望，因为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随着工资水平上升，中国开始逐步让出该产业的出口空间；此后，由于地缘政治变化促使投资者寻找替代投资地点，中国又进一步让出部分空间。
从其出口份额达到峰值到今天，中国在全球出口中的份额下降约7.5个百分点，相当于2022年的约430亿美元；这一时期，印度的出口份额始终停留在约3%，而越南和孟加拉国的份额则分别上升了3.5至4个百分点。
中国失去的出口空间并没有转化为印度在低技能产品出口和就业方面的增长。
换句话说，1991年以后，当促进发展和繁荣的条件逐步建立起来，尤其当全球出口机会进一步打开时，印度仿佛已经是一个高工资经济体，只有技能型劳动力能够从这种活力中获益。
印度将自身十分充裕的低技能劳动力转变成了经济意义上的昂贵资源，从而抑制了对这种劳动力的使用。”
四、小结 我在这里并不是要为卡普尔和苏布拉马尼安对印度发展轨迹的解释辩护，也不是要反驳它。
就本文所讨论的问题而言，关键只是：“中国挤压”这一论点，无论其具体内涵如何，都只有放在卡普尔和苏布拉马尼安所毫不留情地列举印度国内结构性问题这一背景下，才能得到理解。
我之所以在这里集中讨论印度，是因为印度是中国最重要的对应案例，也是“中国挤压”话语中没有被明说、却始终存在的参照点。
但这一问题具有更普遍的意义。谁能够保证，撒哈拉以南非洲大规模就业不足的两大中心南非或尼日利亚，其发展桎梏来自中国凭借产业政策和低估汇率带来的廉价竞争？
同样，美国工人阶级面临的核心危机，究竟是中国竞争的威胁，还是美国本土社会再生产机制显而易见的崩溃？
正如欧洲围绕“中国冲击2.0”的讨论一样，这里要强调的，是我们不能在没有真正调查美国工业衰败地区、德国汽车工业以及印度失衡的劳动力市场究竟发生了什么的情况下，把世界本身视为“正常”，却把中国视为“病态”。
这种单向的病理化指控，本质就是一种政治论战的修辞姿态。
诸如“中国冲击”和“中国挤压”这样的概念，用概念史学家莱因哈特·科泽勒克（Reinhart Koselleck）的话来说，是“不对称的反概念”或“不对称的斗争概念”。
如果“中国挤压”之类的论证，是为提醒世界其他地区的精英需要重新振兴并强化自身的发展项目，倒也无可厚非。
但我们必须看清，这些被炮制出来的话语，其本质不过是带有政治动员意图的干预策略而已。
有趣的是，在过去二十年里，中国舆论场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即所谓的“工业党”，恰恰也极其痴迷于这类反事实经济史问题。
自200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互联网上围绕“架空历史”展开了铺天盖地的讨论：中国的技术爱国者们设想，如果有人能够穿越时空回到明朝，将现代工业技术带回过去，从而彻底避免18至19世纪的“大分流”，历史将会如何书写。
这当然是一种幻想，但同时也是一种刺激和鞭策。这种讨论并不是针对西方人的。
这种架空历史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但西方直到最近才对此略有耳闻。
“工业党”并不是自由主义道德说教者，他们不会设想一条自然形成的发展道路，也不会追问为什么其他国家没有主动让出市场空间，他们把全球经济发展的现实政治视为理所当然，他们真正针对的是自己。
这种另类叙事的号召是：既然我们已经开始获得发展势头，正在沿着自己的国家发展道路不断前进，终于冲破了入世之初被外界所划定的底层地位，那么就不要沉溺于关于美好未来的人文主义幻想中。
在这种精神的指引下，他们呼吁中国正视残酷的发展现实。
或许可以把“工业党”理解为一种文化潮流，它脱胎于对那些曾将“百年国耻”强加于中国之人的象征性复仇心理。
如果从“中国冲击”的各种时间维度，即回顾性、前瞻性以及反事实推演来看，“工业党”叙事展现出了一种极为深刻的推想特质，因为它构想了一个从未发生过的“中国冲击”。
或者也可以换一种方式理解，它所想象的世界是，一个强大的中国根本不会被视为一种“冲击”，而只是现代历史中的决定性事实。
作者简介：亚当·图兹（Adam Tooze），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欧洲研究所主任，卡内基欧洲项目的非常驻学者，研究内容涉及政治史、思想史、军事史和全球经济史。
本文转载自编译自“Substack”2026年8月5日文章，原标题为Chartbook 464 The “China squeeze”—
the politics of development counterfactuals，原文链接：https://substack.com/@adamtooze/note/p-204211896?r=4sj183本期编辑：王智本期审核：余佳轩 陈珏可*前往公众号后台发送“编译”，即可查看往期编译合集 往期推荐↓ ▲政报·102期 | 为保2024大选，印人党打算收割这个群体的选票了.....▲经报·96期 | 印落后中国16.5年，但正在快速缩小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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