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AI时代仍不辍思考 ，作者：创业思考碎片
注：在a16z官网it's time to build栏目看到的一篇有意思的文章（作者Matt Cronin），让AI翻译过来，让我们看看美国人怎么看待美国的过去和未来。
在大萧条初期，面对看似不可能完成的工程挑战，旧金山开始建造金门大桥。这座桥曾长期被嘲讽为“不可能建成的桥”。工人们在湍急的水流、浓雾和狂风中，建造了当时世界上最长、最高的悬索桥。工程于1933年1月开工，1937年5月汽车即可通车。耗资3500万美元。这项壮举堪比几年前帝国大厦的建造：仅用410天就建成了102层，比原计划提前了一个月。那是一个建筑狂潮的时代，在美国各地，看似不可能的工程奇迹，无论大小，都已成为家常便饭。
近一个世纪后，在五英里之外的旧金山，又委托建造了一座公共设施：诺伊谷公共厕所。这座面积仅150平方英尺（约14平方米）的厕所，配备一个金属马桶和一个婴儿换尿布台，预计耗资170万美元，工期两年多。在公众强烈抗议后，市政府接受了捐赠的模块化厕所，并获得了免费的工程和建筑设计服务。尽管如此，该项目最终仍花费了纳税人约20万美元，因为捐赠的厕所仍需获得包括艺术委员会在内的六个以上机构的许可和批准。
人们很容易将诺伊谷的厕所事件视为个例而置之不理，但同样的悲惨故事在全国各地不断上演：
·加州高铁项目最初预算为330亿美元，目前已花费130亿美元，但收效甚微。预计总成本已飙升至1280亿美元。
·二十年来，美国仅从零开始建造了两座大型核反应堆，而且都比原计划晚了七年，超支约230亿美元。鼎盛时期，美国每年能建成四到五座核反应堆。
·亚利桑那州一座能够满足美国四分之一铜需求的矿山自1995年发现以来一直处于闲置状态，由于许可和诉讼问题，其投产之路可能长达35年以上。
·一条550英里长的输电线路耗时17年才建成。其中，建设用了两年，其余时间都耗费在了法律纠纷上。它的姊妹项目则耗时15年。
·西弗吉尼亚州一条已完工94%的输油管道因审批纠纷而闲置了近十年，最终只能通过国会法案和最高法院命令来解决。
如果这些例子不是更深层次问题的征兆，它们简直令人啼笑皆非。我们的社区面临着基础设施老化、建筑破败以及公共设施日益无法满足现代经济发展需求的困境。1997年，美国在全球制造业中所占份额为25%，如今仅为16%。如果不采取干预措施，到2030年，这一比例将下降至11%。
尽管我们拥有了在建筑时代难以想象的技术、资金和专业知识，但这些失败依然存在。我们应该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快、更安全的速度进行建设。然而，我们却恰恰相反。
是什么阻碍了我们？
民主本身不是问题所在。
有些人将我们无法在民主制度本身的基础上发展归咎于：太多不同的声音，而效率却需要一个统一而有力的声音。这种观点将令人尴尬的低效视为自由的代价，人为地制造了一种自由与高效发展之间的非此即彼的选择。
这种论点表面上看似有说服力——工厂、数据中心、港口，乃至整座城市在中国似乎一夜之间拔地而起，而这些项目在其他国家却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才能建成——但归根结底，它大错特错。历史上充斥着专制国家在工业项目上惨败的例子。即使专制国家进行建设，它们也往往效率低下，更注重产量而非盈利能力。其结果是，一个生产无人问津产品的体系就此形成。这就是为什么作为专制工业强国典范的中国，会制造出大量“鬼城”和庞大的工业产能过剩，然后不得不将其倾销到全球经济中。
当政府创造合适的条件时，民主国家可以以惊人的速度发展。1956年，美国国会设立了专项资金、制定了国家标准，并明确了联邦和州之间的责任划分，此后十年内，美国州际公路系统近一半的路段便已建成通车。现代民主国家依然展现着这种能力。西班牙以相对较低的单位成本，建成了超过3800公里的高速铁路（仅次于中国）。台湾凭借一站式产业管理体系以及便捷的土地、电力和水资源供应，在短短两年内就建成了尖端的半导体制造厂。
政体类型并非决定性因素。关键在于产业政策能否促进建设：明确的权力架构、标准化的要求、可预测的融资渠道、高效的机构，以及迫使政府做出决策而非仅仅制造拖延机会的规则。
环境安全也不是关键问题
另一个常见的谬论认为，无休止的审批流程是环境安全的代价：许可、选址和互联互通等障碍导致数百个可再生能源项目延期，而这些障碍恰恰是实现清洁环境的必要条件。
这个想法看似简单：减少建设就能减少污染。但工业生产并不会消失，而是转移到其他地方，通常是中国。中国的单位产出碳排放量是美国的两到三倍。阻止一家工厂在美国建厂并不能消除排放，只是把排放转移到了污染更严重的生产商那里。结果可谓是政策制定者无意中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环保人士不断要求更加繁琐的审批程序，最终却损害了美国的工业和环境。
无休止的开采并不能拯救环境。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这两个国家向来以环保著称——允许矿山开采速度比其他地区快五倍。马德里受欧盟严格的环境法规约束，其地铁扩建速度和成本几乎超过了地球上任何其他城市。瑞士同样致力于保护自然环境，在阿尔卑斯山下开凿了世界上最大的铁路隧道，并提前一年完工。这些国家并没有忽视自然环境的重要性。
相反，他们强调实质性的环境保护，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程序上的延误。环境研究可以合并到一份许可证中。法院审查许可证的合法性，而不是无休止地重复诉讼其背后的分析。挑战程序有严格的时限。败诉方可能需要承担胜诉方的诉讼费用，从而抑制无理诉讼。对于影响重大的项目，其合法性可以预先确立。
真正的问题在于：只奖励过程而非要求结果
美国并没有采取这种做法。相反，它将一套极其繁琐的程序机制与一个似乎无法最终定论的诉讼制度结合起来。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罪魁祸首是《国家环境政策法》（NEPA）。与《清洁水法》和《清洁空气法》等实质性法规不同，NEPA属于程序性法规。它要求各机构在涉及联邦土地、许可证或融资的重大行动之前，分析并披露环境影响。正如最高法院在2025年所指出的，监管的层层叠加和激烈的诉讼使其从“一项适度的程序性要求变成了一种粗暴且随意使用的工具”，被用来阻挠新的建设项目。
其结果是，在一部没有规定任何实质性环境标准的法规下，需要进行长达数年的程序性审查。2024年，即使是简单的环境评估平均也需要一年时间，而要求更高的环境影响报告书（EIS）则需要近四年。能源部的数据显示，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平均成本为660万美元，即使是规模较小的评估也需要30万美元。这还不包括法律费用、人员工时和诉讼费用，这意味着《国家环境政策法案》（NEPA）仅许可费用一项就可能使最小的项目也花费超过100万美元。
这些攻击就像七鳃鳗一样，一旦附着上去，就会慢慢耗尽项目的资源。即使通过了一次审查，也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因为反对者可能会援引《国家环境政策法案》（NEPA）或相关法规再次提出质疑。
有时，仅仅是威胁本身就能扼杀一个项目。如果许可证无法提供任何确定性，投资者犹豫不决是可以理解的，这意味着资金无法到位，美国也无法进行建设。
讽刺的是，这种对程序的执着往往阻碍了旨在保护环境的项目。它导致了位于马萨诸塞州的“科德角风电项目”（Cape Wind）的夭折。该项目原计划装机容量为468兆瓦，在耗资超过15年、耗资超过1亿美元后，最终未能建成任何一台风力发电机。开发商反而将资金用于应付“数十个有时相互重叠、常常自相矛盾的机构，数百名官员以及数千页的环境影响评估报告”，并就各种诉讼进行抗辩，例如有人指控距离海岸近5英里的风力发电机将破坏部落的宗教资源。
这种对流程的过度关注在各行各业屡见不鲜，给建筑商及其服务的社区都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输电线路的建设往往因漫长的审批流程而停滞十余年，而《国家环境政策法案》（NEPA）相关的诉讼也严重拖延了清洁能源项目的进展。同样的程序性障碍也经常被用来限制住房建设。各州版本的NEPA经常被用来阻止新建住宅，最终受害的不是污染者，而是家庭。而且，问题远不止审批环节。超过2000吉瓦的能源容量——几乎是美国现有电力装机容量的两倍——正处于等待并网的“互联队列”中，而每个项目的平均等待时间约为五年。
这一切都无助于保护环境、帮助消费者，也无助于美国的重建。这完全是程序至上的迷信：无休止的复查和诉讼，却毫无结果。而且，这种现象还会自我延续。我们构建了只有规模最大的公司才能负担得起的监管迷宫，由此催生了一个由律师、会计师和顾问组成的生态系统，他们受雇于人，引导企业走出迷宫，而这些机构也因此有充分的动机去维护这个体系。
因此，我们对创新者征收双重税，一次来自国家，一次来自外部专家，这减缓了进步，阻碍了关键企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高昂的成本和复杂的流程阻碍了新公司的建立，并将老牌公司推向海外，往往是那些生产相同产品污染更严重的地区。这简直是最糟糕的情况。
两党共识的解决方案
那么，那些建设成功的国家的秘诀是什么？他们奖励负责任的建设，而不是拖延。我们可以拥有一个充满活力的民主制度，在保护环境的同时实现历史性的再工业化。问题出在我们的程序上。而这完全可以解决。
令人欣慰的是，两党在这一问题上正逐渐达成共识。包括石化企业高管、可再生能源倡导者、建筑商和银行家在内的众多看似不太可能的盟友都支持许可改革。参议院提出的《2026年美国两党可负担性和就业法案》以及众议院类似的两党法案，为这一联盟提供了一条切实可行的前进道路。这些条款值得支持，因为它们解决了阻碍企业向美国工厂和基础设施投资的不确定性。以下是最终法案必须解决的五个优先事项：
1.限制程序性审查：最高法院已确认《国家环境政策法案》（NEPA）属于程序性法案。参议院的这项法案将把这一原则编入法典，并允许在相关机构纠正NEPA错误期间继续施工，而不是因为这些错误而叫停项目。该法案还加快了司法审查程序，以便迅速解决任何合法争议。此外，该法案还将通过规定联邦贷款或贷款担保本身不会触发NEPA对几乎所有私人开发项目的审查，从而限制NEPA目前过于宽泛的管辖范围。
2.强制执行硬性期限：国会应为联邦授权设定硬性期限，配备充足的审批人员，并在各机构未能采取行动时提供可执行的补救措施。参议院的法案正是如此，它不仅为各机构设定了明确的期限，还建立了激励机构迅速做出决定的期限执行法律机制。
3.建立“一项目一审查”机制：国会应指定一个牵头机构，并按照参议院法案的规定，在最大程度上约束联邦参与者接受统一的审查和加快的进度安排。该法案还允许符合条件的州或部落环境审查在牵头机构认定其具有类似功能时，满足《国家环境政策法案》（NEPA）的要求。加拿大、欧盟和澳大利亚均采用类似模式。
4.确保许可证最终有效：基于程序瑕疵的禁令不应导致施工停滞。同样，除非存在特殊情况，否则各机构不应撤销已合法颁发的许可证。参议院法案将禁止因程序上的《国家环境政策法案》（NEPA）错误而发布禁令，并对非法政府干预行为提供恢复许可、诉讼费用和经济赔偿。
5.简化审批流程：各机构可通过类别豁免，无需耗时的环境评估或影响报告即可批准常规活动。虽然现有授权允许各机构相互采用彼此的类别豁免，但实际采用的机构却寥寥无几。参议院的法案将允许组合适用的豁免条款，要求建立公开的跨机构清单，并指导各机构为特定的电网和储能项目制定或采用豁免条款。国会还应鼓励联邦与州政府合作，预先完成场地环境审查、公用设施和分区规划的审批，使企业能够在数周而非数年内完成建设。台湾采用类似的模式，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这些两党共同支持的改革将消除程序上的累赘，使我们能够在保护环境的同时，重建家园，并促进自由社会的活力。
金门大桥曾被称为“不可能建成的桥”。四年后，尽管所有反对者都反对，它最终还是建成了。如今，我们仍然是同一个国家，只不过我们赋予了反对者权力，而不是建设者。这种情况必须改变。我们并没有失去创造伟大成就的能力，而是将其埋葬在了层层毫无意义的繁文缛节之下。
我们是一个准备重建的国家。现在是国会扫清障碍的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