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6年临近清明节，市民进入墓园开展祭扫活动，图文无关。(视觉中国/图)
文｜南方周末记者 翁榕榕
责任编辑｜黎衡
“闺女，给大志写份悼词吧，你文笔好，帮叔叔个忙。”
看着手机上大志父亲发来的这条信息，崔馨月很惊讶，没想到多年后再次听到大志的消息，竟然是已离世。崔馨月很犹豫，在以往的人生经历中，她从未接触过死亡，对它的概念更多来自电影或书本，对悼词更是毫无头绪，但面对大志父亲的难过，她很难说出“不”字，答应对方试一试。
崔馨月是一名00后，如今在德国哈勒艺术学院与莱比锡艺术学院进行六年本硕连读。2024年，已在德国就读两年多的她在回柏林的前一周里，突然收到大志父亲的这条信息，意外开启了一段她为陌生人写悼词的奇妙经历。
到目前为止，崔馨月总共写了67份悼词。很多委托人是逝者的家属，也有部分是朋友或同事，甚至有的是为自己写悼词。悼词运用的场合也不一样，有的想用在葬礼上，有的则是当作纪念家人的一件信物，也有很多人不提这些，崔馨月保持尊重，不会过多追问。
在这些悼词写作中，崔馨月见到的不仅是死亡，还有生者的爱与想念。“一开始会觉得悼词是一个正式且认真的告别仪式，后面发现它也不完全是，除了见证和记录逝者的过去，也能看到生者的一些想法。”崔馨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与死亡打交道久了，情绪难以消解，崔馨月也会将心声付诸文字。2025年6月，图书编辑王婷看到崔馨月的文字，很被打动，同时也惊讶，竟然有人在为陌生人写悼词。“这个事情不是经常发生在我们身边，”在她看来，悼词或许也是对生者的一种抚慰，“如果生者再想和逝者去表达一些什么东西的话，没有任何途径能够让对方听到他的想念和爱，所以可能需要这么一个输出的窗口，来把他的情感用这种形式表达出来，可能会缓解一下心理。”
写悼词经常接触生死，王婷也想了解崔馨月更多关于死亡的思考，向她发出了出版邀请。“死亡不是一个避而不谈的东西。我们需要频繁地谈论死亡，或者是设想死亡才能够让死亡不那么害怕，才能够‘反哺’或者影响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具体地生活。”王婷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那时，崔馨月正处在写悼词的麻木期。她正好想停一停，认真整理思绪，最终的文字流淌成《我为陌生人写悼词》这本新书。在崔馨月看来，悼词的意义或许“不只是一场告别的注脚，更是一场迟来的凝视”。
为陌生人写悼词的00后崔馨月。(受访者供图)
收到大志父亲信息的这个凌晨，窗外正密密麻麻地下着雨。崔馨月原本正对着窗上的雨痕出神，信息却将她倏忽拉回到七年前的另一个雨天。
她站在铁门外，反复搜着手里的文具袋。写作复赛即将开始，她却一直没能找到那张准考证。保安室里的陌生大叔走出来，得知她忘了准考证，喊出里间的儿子大志，让他送崔馨月回去拿。大志大她一岁，正处在高考备考阶段，回去的路上，还跟她聊到了自己想报考的学校。一路的交谈让崔馨月感受到，大志是一个开朗幽默的男孩。复赛结束，崔馨月给大志写了张明信片，鼓励他好好学习，又给大志父亲带了点水果，表示感谢，并和他互相留了微信。
之后她一路升学，又出国读书，和大志父亲几乎没有现实中的交集，但依然觉得他很亲切。在朋友圈，大叔总会很热情地在她分享生活的文字底下留一些“真勇敢”“真棒”之类的鼓励或夸奖。从对方后来的朋友圈中，她得知，大叔辞职后开了店，还给他道了声恭喜。这些短暂的交流让崔馨月觉得，他们也见证了彼此人生某些阶段的境况。
那段时间，崔馨月为了赚取生活费，代写了很多稿件，比如竞聘稿件、发言稿等。也许是因为多年前参加的写作比赛，又或许是常在朋友圈发感想类的文字，抑或是这些代写单，大志父亲认定崔馨月文笔不错，在多年后的这个雨夜给她发了写悼词的请求。
几天后，崔馨月去往大叔家中，了解到大志的更多经历。他从小丧母，出于这一原因，一直想报考医学院，后来顺利考上。在学校某次篮球比赛中，他感觉到身体有些疼痛，但没有在意，过了一段时间，疼痛加剧，检查后才发现是癌症。后来的治疗没能挽留住他的生命。在父亲心中，大志一直是个懂事的孩子，以前家庭条件不太好，他早早地就担起了很多责任，现在条件慢慢变好，他却已经离开。
大叔拿出一沓照片，让崔馨月帮忙挑选一张作为大志的遗照，他想好了，要将大志葬在妻子旁边，让她看看儿子长大后的模样。崔馨月翻到了大志高考完去海边游玩的照片，上面的他笑得很开心。大叔却指向另外一张，是大志做第一期治疗时拍的，脸上还有一些精气神。崔馨月理解他的选择，第一张太过耀眼，对一名父亲来说，前后的对比或许过于残忍。
那天见面，大叔讲了很多儿子的故事，关于悼词却聊得很少，几乎没提什么要求。在崔馨月看来，那段时间他像是在被生活推着走，既要独自接受儿子的离开，又要处理各项后事，几乎心力交瘁。
跟他见过面后，崔馨月反而对悼词的写作放心了一些。她感受到，对方并不是要追求多么华丽的文字或严谨的格式，而是更注重里面深厚的感情。“可能一个人的死，对这个世界来说就是多了一个坟墓，但对他们这种相依为命的人来说，感觉整个世界都被这个坟墓淹没了。”崔馨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回到家，崔馨月花了三天时间才将这份悼词写完。它并非寻常悼词的格式，而更像是一封生者写给逝者的信，里面写大志如何温暖陌生人、如何热爱生活并与之抗争。崔馨月将悼词发给大叔，他淡淡地回了一句“辛苦”。崔馨月想继续说点什么，又担心触动到他，对话就此停在了这里。
崔馨月缓了很长一段时间，那是她第一次面对身边认识的人的死亡，特别是对方还如此年轻，这给她带来很大的冲击。某天深夜，她在朋友圈里忍不住写下了一些感慨，却意外迎来更多委托她写悼词的人。
2015年4月5日，深圳西丽报恩福地墓园为亲人没有葬在深圳的市民提供拜祭条件，现场不少市民写纸条留言，图文无关。(视觉中国/图)
在崔馨月看来，有时候“（写）悼词最重要的是倾听”。有些逝者生前已是久病，家属有一些心理准备，聊起来比较克制，但依然压抑；有些是意外离世，家属讲着讲着就痛哭起来。交流中，他们更多地像大志父亲这样，聊起逝者生前的故事，但少部分也会聊起自己。
一位失去奶奶的男生在与崔馨月通话时，一直强忍着情绪。他从小跟着奶奶长大，感情很深，但由于刚入社会，假期少，去看望奶奶的时间有限，甚至连去见奶奶最后一面以及操办后事，加起来也只有短短四天。崔馨月感受到，他吐露的情绪不仅与逝者的离开有关，也有自己刚入社会的不适应以及委屈，而他身边已经没有可以承接住他这些情绪的人了。
他告诉崔馨月，这通电话是他为数不多可以哭泣、不用过多考虑理性的时刻，之后他又得重新投入到工作中，因为留给他悲伤的时间也只有这几天。“社会要求的是他要尽快回归到‘正常’的生活轨迹中。”崔馨月说。
对于悼词的写作，有些家属会提要求，比如写得“体面一点”，体现逝者生前的成就或表达生者对逝者浓重的怀念等。崔馨月之前接过一个委托，逝者是一位在村里小学教书的老教师，比较德高望重，家属希望能强调他为全村筑起的希望以及“桃李满天下”的成就等。
崔馨月理解这种要求。但她也发现，有时从过去的照片和日记里认知到的逝者，与家属口中的并不能完全重合，考虑到是生者的委托，她一般还是会以委托者的讲述和要求为主。在她看来，逝者的一生某种程度上是由他人定义的，“委托人跟我讲述的，一定是带着主观性的，这取决于委托人跟逝者的联系，他怎么想的，可能就是悼词会呈现的一个方向。”崔馨月说。
不是所有悼词都是悲伤的。崔馨月接过一次委托，对方是逝者的表姐，希望她不要将悼词写得太沉重，而是欢快一点。在表姐的讲述中，表妹的父母从小对表妹要求严格。从农村到城市里定居的他们在尽量创造良好生活条件的同时，也会要求表妹像其他孩子一样学钢琴、绘画，取得好成绩。
前二十几年，表妹一直在努力地想要达成父母的期待，但也时常感到痛苦。一次考研失败后，表妹的父母对她很失望，说了许多难听的话。那时她已抑郁许久，对生活没有了眷恋，最后选择结束生命。父母却依旧认为她丢人。表姐希望，能在悼词中祝福表妹在另一个世界开启新生活。崔馨月感同身受，几乎一气呵成。在她看来，这位表妹“想结束的是痛苦，不是生命”。
有的委托人则是想为自己写悼词。他原本有体面的工作，却不想继续做自己不喜欢的事，辞职前往伊拉克，在当地一个家庭生活了一年多，其间教男主人一些维修知识，也教女主人和他们的孩子学英语，与这个家庭建立了很深的联系。后来回国看望家人，顺便体检，却发现自己只剩下一两年的生命，之后也没能再回到伊拉克。
他找到崔馨月，希望给他写一篇不过于悲伤、轻松点的悼词，他想录成语音，到时在葬礼上播放。他已经花了一段时间接受这个事实，本来遗憾很多约好的会面没法完成，但又觉得既然生命只剩下很短的时间，不能一直沉浸在悲伤的情绪中，不如在生前多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活得开心一点。他甚至开始策划未来的葬礼。
这段交流也让崔馨月对死亡有了新的认知。“如果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本书的话，大家的最后一页是既定的，但是这本书的精彩程度并不取决于厚与薄，同样，人生的精彩程度也不是取决于它的长或短。”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而无论与委托人有过哪些深入的交流，在崔馨月看来，过了那个当下，她与委托人的缘分其实是脆弱的。拿到悼词后，他们一般会道声谢，之后彼此也不会有更多更深入的情感连接。出书前，她曾问过一些委托人请求授权，但大多数没有回复，有回复的也只是简单答应，不愿过多交流。
崔馨月理解这些委托人的回避态度。一旦提起悼词这个话题，他们会感到触痛，会想起跟逝者生前的种种联系，再次陷入痛苦中。“死亡相对来说比较避讳，完成（悼词）这一环节之后，他们也想要回到正轨上去，尽可能地跟这个（话题）划清关系。”崔馨月说，他们并非不再悲伤，而是选择将感情深埋心底。
2026年清明节前夕，上海市民在公墓祭拜，图文无关。(视觉中国/图)
崔馨月向南方周末记者坦言，在大志之后，决定继续写悼词有自己的私心，在那个人生阶段，她对死亡这件事有一种好奇和探索欲，想要知道它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但写得越多，崔馨月越发现，对于有些逝者家属过于浓烈的情感，自己也很难承受。
“他们没办法接受，有非常多的不甘心、不相信的情绪，我很愿意去站在他们的角度，但正因为共情在，多了之后我也会感到痛苦。”她说，特别是当看见逝者的一些遗物或听说他们生前的经历后，她也会对他们的离开感到遗憾。
有的遗憾更与生者相关。她记得，之前一个奶奶辗转找到她，问是否能给老伴写一份悼词。奶奶告诉她，孩子们忙于工作，后期几乎是她一个人在照顾老伴。她年轻时也有很多想做的事情，但总觉得可以等一等，等孩子结婚、等孙子上学，终于等到了，老伴又生病了。如今送走老伴，自己已年近八十，剩下的时日不多，再无更多精力去做其他事情。听完后，崔馨月为她感到难过。也有一些是白发人送黑发人。崔馨月感觉，这些失独父母一直“在一种现实和虚幻、科学、玄学、理性、直觉之间来回挣扎，从猛烈的剧痛到后面（是一种）绵延不断的钝痛”。
在一些情绪难以消解的失眠之夜，崔馨月也会忍不住在社交平台写下一些相关的文字，为自己找一个出口。现实中，她很难对家人或朋友倾诉这些，她有种莫名的羞耻感。有一段时间，她甚至喜欢上了跳伞之类的极限运动。和一个做遗体运输的朋友交谈过后，她发现，对方在长期做这份工作后也爱上了极限运动。“感觉也是一种宣泄情绪的（方式）。”崔馨月说。
在写了三四十篇悼词后，崔馨月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种麻木感。“前面有逝者和生者之间不同的连接，或者是不同的故事，（写到后面）关系网基本上集结了祖孙、母子、朋友等。哪怕事情不同，但情感有比较大的相似性。”崔馨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她觉得，自己“对死亡已经不是在更新我的想法，而是一种机械的（感觉），反而变得钝感了”。她同时痛苦于自己的这种钝感，“我不应该对死和生命是麻木的”。她有意识地停了一段时间，出去旅行、做极限运动，直到感觉自己恢复了一些感知力，才继续写作。
父母对她写悼词的态度不同。父亲不太理解，为什么她不写一些“积极”的内容，反而年纪轻轻的就开始与死亡打交道。母亲则接受得很快，也支持她正在做的事情。她们有时会讨论与死亡相关的话题。
写悼词之后，崔馨月对自我的死亡看得很开，“会觉得要珍惜当下活着的时候”。但她依然很难想象或者接受亲人的离开。母亲则告诉她，如果将来有一天自己需要靠呼吸机维持生命，希望她不要因为所谓的孝心强行留住自己，那样太过痛苦。母亲见过身边同龄人的突然离世，也早早做了一些心理准备。
写悼词的过程中，崔馨月见过很多委托人后悔自己没能在逝者生前向他们表达爱意。有个女孩告诉她，自己已想不清上一次跟父亲拥抱是什么时候了，她很懊恼没能在父亲生前多说一句爱他。“很多委托人找过来时，情绪是那么浓烈，表达自己好爱、好想念这个人，但是看他们跟逝者生前的聊天记录，是完全不同的情绪。他们用非常婉转的形式表达想念，但逝者生前（可能）不知道。”崔馨月说。
见得越多，崔馨月越觉得，爱与想念都是要说出来的。也因为这样，在日常生活中，崔馨月会更有意识地向父母吐露一些自己之前可能羞于表达的感情。“有些东西不说，可能就没机会说了。”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童年的崔馨月跟家人的合照。(受访者供图)
近一年，崔馨月只写了三四篇悼词，她几乎很难再提起笔写作，这与她爷爷的离世密切相关。
小时候，崔馨月的父母工作忙，她在爷爷奶奶身边长大。爷爷手巧，她三岁时想骑车，便给她动手改造，在车后面安装平衡轮，崔馨月在前面骑，爷爷则在后面稳稳地扶住。周末的清晨，爷爷会蹬着老旧的三轮车，载着她穿过街道，来到田野里，给她抓蝈蝈。午后，爷爷会骑车带她到河里玩，骑车需40分钟，有时还没到，崔馨月就睡着了，爷爷又蹬着三轮车返回，让她在家中安睡。就这样，崔馨月慢慢长大、上学，与爷爷从每日相见到一周一见，甚至隔几个月才能见一次。
2016年，崔馨月的爷爷患上阿尔茨海默病，之后的十年里，记忆慢慢消退，后期更是认不太清人，但他依旧记得自己一手带大的孙女。有时家庭聚会，他会趁大家不注意，示意崔馨月进卧室，从洗得泛白的外套里，掏出几十元或上百元，让她买些零食和书本。
2023年，崔馨月的爷爷在一次体检中被查出患有癌症。得知消息的那一天，崔馨月在外旅游，正在哈萨克斯坦边境的一片荒漠中，信号不好，只看到母亲说爷爷的体检结果出来了，情况不佳，后半部分信息没能收到。崔馨月很着急，晚上收到全部信息后，连忙换乘各种交通工具往家里赶。
那次之后，崔馨月一直在做心理准备，也许爷爷在两三年后就会离她们而去。她开始看很多关于死亡的纪录片和书籍，隔年起更是接了很多悼词委托，“也是给自己做心理准备”，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之后，在德国留学的她一有时间，就会回国看望爷爷，后期更是四个月回一次家。但每次见爷爷，她的心就往下沉几分，总担心是最后一次见面。2025年10月，崔馨月拖到开学前一天才飞去德国，那时爷爷的状态已经很不好，只能躺着，也不太能吃下饭。两个月后的一个晚上，母亲告诉崔馨月，爷爷走了。
崔馨月曾和一些委托人聊过，虽然在心里对亲人的离去有所准备，但当那一刻真正来临时，他们依旧感到无比痛苦，“最痛苦的时间不是当下，而是在后续生活的很多（时刻），从吃到穿住行的小事，都会一下子触碰到这个开关”。崔馨月同样如此。那一年圣诞节，她和朋友聚会，吃到一道加了苹果的菜肴，想起爷爷生前也喜欢这种做法，不由得就落下泪来。
父亲让崔馨月给爷爷写一篇悼词，不用在葬礼上，而是作为一种纪念。崔馨月一直没能提起笔，直到一个月后，才写了一篇几百字的悼词，或者说，是一封写给爷爷的信。父亲看完，什么都没说。直到今年回国，崔馨月才得知，原来父亲默默地将那篇悼词发给了姑姑和伯父，试图以此安慰他们。
爷爷的离世让崔馨月感觉到，自己似乎很难再承载陌生人的情感寄托。“可能我自己也存在双标，对家人的死亡还是存在一个无法接受的情况，”她说，“现在没有想好面对委托人和逝者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对死亡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我怕我这种混乱感会带到悼词里面。”爷爷的离开也让她产生了一种对于死亡的暂时回避。
不过，她对生命的思考还在继续。“可能在一个相对单一的价值体系里，大家很少去思考活着的意义、人生对自己的意义，会觉得这种问题很空。”她说，这两年，通过悼词的写作以及亲人的离世，她越来越觉得，“死亡的存在是赋予活着的意义”，会推动人们反思世俗上的成功，或者所谓的人生高光时刻的价值。“人生是有限的，其实还是（应该）更重视现有的生命该怎么活，该怎么去对待。”崔馨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