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博客
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是决定患者未来生活质量的关键，也是减轻家庭照护负担的关键。
凌晨，母亲又要起夜。80后上海女孩蕙美睁开惺忪的双眼，陪她起身。一夜两三次，这是照护母亲的第14年。即便每夜都很疲倦，她始终坚持，没给母亲穿“拉拉裤”——“既为了防止老人尿路感染，更是跟命运抗争，不想让母亲过早丧失自主如厕的能力。”
面对母亲，“我留了下来”
公司外派的证件手续已办好，蕙美开始考虑未来在国外发展、定居。就在这时，父亲突然去世，备受打击的母亲陷入抑郁。身处而立之年的蕙美做出了人生的一次艰难选择：放弃出国，留下来陪伴家人。
她很快察觉到母亲的不对劲：常说看见父亲坐在沙发上；烧饭时，原本熟练的程序开始错乱。2013年，母亲确诊为阿尔茨海默病。
疾病的影响步步紧逼：记忆模糊，认不清路，层出不穷的安全隐患接踵而至。最初几年，蕙美“换过好几个保姆，但保姆只能管吃喝拉撒，无法做认知训练，还是需要亲自去干预”。蕙美回忆起那段频繁请假，工作时间越来越短的日子：“一开始请假同事还能理解，时间长了，总归是不好意思。”
2023年前后，她彻底辞去工作，成为全职照护者。收入断了，账单却在变厚。白天，蕙美买菜做饭，给母亲做认知训练、康复理疗，夜里陪母亲起夜两三次。作为独生子女，没有兄弟姐妹的轮换照护，碎片化睡眠、全年无休，把她推向精疲力竭的边缘。
蕙美也走访过多家养老机构，看到的是“普遍用拉拉裤”，对AD患者而言，每多保持一项自主能力，就多守住一分作为人的尊严——这正是蕙美不肯让步的地方。而一对一护工的高昂花销，也让普通家庭难以长期承受，于是蕙美决定亲自照护母亲。
母亲出生在一个大家庭，年轻时的她也曾长期悉心照顾瘫痪在床的奶奶，还因此获得过上海市的市级嘉奖。“当我陪护的时候，我就觉得爱是一种轮回吧。父母从年轻时侃侃而谈到沉默寡言，再到日渐衰老步履蹒跚。”对于亲自照护的选择，蕙美动情道，“她是我唯一的亲人，生命无常，唯有更加珍惜眼前的每一分每一秒。”
蕙美学着用更科学的方式对AD患者进行规范居家照护。她将母亲十几年的病史归档成册，把母亲的各项指标和用药情况做成表格，被医生称赞为“学霸级家属”。在蕙美的公众号“温暖的陪伴与守护”中，记录着母女俩训练打卡，给社区老人们做科普示范，最新的治疗发展手段，蕙美还时常在线上社群中给AD患者家属分享照护经验。
家属群里有很多个“蕙美”：一对父母、两对父母，还有下一代。“进不进ICU，要不要手术，是居家照护还是送去养老院……没有兄弟姐妹分担，最终都需要一个人来扛，独生子女很容易陷入‘完美子女’的道德枷锁和决策孤岛。”
2026年3月，蕙美的母亲做了一个微创手术，但术后出现了严重的谵妄。蕙美目睹了母亲的症状一步步下滑，治疗、训练、陪伴，她花了两个月时间努力把母亲一点点“拉”回来，逐步恢复。
“我一直呼吁，AD老人要早干预，早治疗，延长老人生活自理的能力，就是延长他作为一个人的尊严。”蕙美说。
随着血液检测等更便捷的筛查诊断方式的普及，AD的早期识别正在变得更加可及。知道不久后可以实现居家靶向治疗后，蕙美认为可以大幅减少AD患者去医院就医的频次，多一个便利的选择。让家人得以在熟悉的家庭环境中，平稳、有尊严地对抗疾病，为漫长的相守之路，点亮了一束温暖的微光。
变陌生后，如何守住“我们”
然而AD的侵蚀缓慢而隐匿。十多年前，周鸣开始出现频繁低落的情绪。再后来是更具体的不对劲：吃饭时，菜举到眼前几十秒，他看不见；开车时频繁压线、剐蹭障碍物；聚餐时突然拍桌子瞪眼，那个温柔周全的丈夫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眼神空洞阴冷的“陌生人”。
不解的王楠带丈夫做了脑CT、脑核磁，年复一年检查，但并未查出明确病变。直到2024年6月，在距离周鸣退休不到两个月时，在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得到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楠的确诊：阿尔茨海默病。
阿尔茨海默病令夫妻俩感到既陌生又震惊。但彼时，创新靶向疗法在国内获批上市，“有药可治，我们当时是非常有信心的”。
王楠学习接手家中大小事务，努力守住他们的生活，但确诊像一道分水岭，彻底颠覆了两人的婚姻模式。过去事事周全的丈夫，变成了高度依赖妻子的人，家里的电器逐渐不会使用，开始出现视空间的障碍，倒水对不准杯口，开车掌握不好度。更令王楠难受的是，“遇到事情，他都往回缩，不再承担任何东西”。
女儿在国外成家，父母皆已离世，照护的重担落在王楠一个人身上，无法诉说。
王楠是个独立的现代女性，热爱社交、旅行，有一份自己的事业，而如今几乎所有的时间、精力、情绪，都围绕丈夫展开。
2025年夏天，王楠开车带着丈夫旅行散心，一路从天津开到云南，却成为一段崩溃的照护经历。
在一个雨夜，王楠开到贵州山区时，导航导进了无法掉头的车库，她要看路、看导航，又要找标志物，而“旁边的丈夫，仿佛木头人，一点忙都帮不上。他不敢看我，知道一看我，火就要发到他身上”。那个瞬间，积攒已久的委屈与疲惫瞬间爆发，王楠在车里崩溃大哭。
压垮婚姻的最后一根稻草，出现在今年7月。
日复一日的情绪内耗，把两人推进了民政局。“离！”这个字说出口时，王楠觉得对双方都是解脱，“他跟我在一起压力也很大，不幸福”。但就在材料即将录入的那一刻，周鸣的思绪却似乎突然清醒，说“我们不离了”。
把王楠拉回来的，除了三十余年的感情，还有生活中那些具体的有温度的细节：“他能买菜，虽然总买错品种；能给我炒西红柿鸡蛋，虽然总忘顺序；战友聚会时所有人给我竖大拇指，说我把老周照顾得特别好。”
在确诊接受治疗两年后，周鸣仍停留在疾病早期阶段，在周鸣的主治医生张楠看来，这份难得的平稳，恰恰印证了医学界公认的轻度认知障碍和轻度痴呆阶段，是阿尔茨海默病干预的黄金窗口期。早诊早治不仅能通过药物治疗延缓病程、拉长患者自理周期，更能从根源上减轻家庭未来的照护负担。
在遗忘来临之前
医学能做的，是让“守住”的时刻尽可能多发生，尽可能长久。
“十几年前，门诊首诊患者大多已经发展至中度痴呆阶段，如今早期患者的确诊比例明显上升。”
在张楠看来，变化背后，一是公众对阿尔茨海默病认知的提高，二是诊断迭代带来的准确率提升——“以前依靠症状得出的临床诊断准确率有限，20%-30%的患者存在误诊、漏诊。随着技术进步，PET CT、脑脊液检测、外周血生物标志物检测，可以直接检出大脑内部淀粉样蛋白、tau蛋白等AD核心病理改变，实现生物学诊断。”张楠进一步解释，这为抓住AD治疗黄金窗口期铺好了路。
一旦错过早期干预的窗口期，病情进入中晚期，大脑功能将发生不可逆的严重衰退。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是决定患者未来生活质量的关键，也是减轻家庭照护负担的关键。
18年前，上海爷叔林达（化名）的妻子确诊时，主治医生打过一个比方：AD患者就像一辆停在斜坡上向下滑行的汽车，医生的工作是拉住刹车，尽可能放缓下滑速度，但无法让车辆停下。在漫长下滑的照护岁月里，他最深的感悟都是“照护者才是最痛苦、最容易被忽视的群体。”
照护者的困境不应只是个体的孤岛，更需要社会层面的理解与支持，2020年，林达推动成立了家属互助项目“照护茶馆”，为照护者搭建起倾诉、学习与互助的平台。林达相信，“只有照护者先照顾好自己的情绪，才能更好照顾患者”。
支撑蕙美、王楠和照护茶馆里“抱团取暖”的家属们走过漫漫长夜的，除了爱与责任，还有那些正向反馈：被治疗拉长的良好状态，患者表达爱与回应的“灵光一现”，以及与新药一起到来的希望的曙光。
张楠介绍，长期以来，阿尔茨海默病治疗领域进展缓慢，大量新药临床试验折戟。直到近四五年才迎来关键突破，“靶向创新药的获批上市，实现了从对症缓解到延缓病程的质的飞跃”。让治疗从医院走进家庭，不仅意味着更少的时间和精力消耗，更便捷可及的治疗选择，也让早治变得真正可长期坚持，守住患者的尊严，也守住患者和照护者共同的生活。
遗忘从不预约。它可能此刻就坐在某张餐桌旁，拿走一位母亲的名字、一位丈夫的方向感、一对夫妻三十年的默契。等“忘得差不多了”再走进医院，常常已经太迟。
回归真实的照护现场，林达感慨，带认知症患者就医充满考验，家属稍一分神，患者就有可能走失。他呼吁医院开辟专属候诊区域、配备志愿者，推动阿尔茨海默病筛查纳入老年人常规体检。这是老龄化社会必须直面的考题，这份考卷，需要医学、家庭与社会共同作答。
阿尔茨海默病的时间是倒着走的：别人在积累记忆，他们在失去记忆；别人奔向未来，他们退回过去。
9月21日，只是日历上的一个刻度；但对每一个AD家庭而言，每一天都是倒计时。让我们在遗忘来临之前，尽早去筛查，去治疗，去抓住每一份记忆。
（文章封面图来源视觉中国）
文章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