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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发店这个生意感觉比饭店还惨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仙人JUMP ,作者:绿牙齿、半佛仙,题图来自:AI生成

    最近附近又有一家理发店换老板了。

    新老板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优惠办卡。

    这已经是这家店近1年第4次优惠办卡了。

    一年4次换老板+优惠办卡。

    这...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仙人JUMP ,作者:绿牙齿、半佛仙,题图来自:AI生成

    最近附近又有一家理发店换老板了。

    新老板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优惠办卡。

    这已经是这家店近1年第4次优惠办卡了。

    一年4次换老板+优惠办卡。

    这都不叫跑路,叫四季更迭,春夏秋冬。

    更离奇的是,我稍微一想,好像的确他们这么搞,是没辙的。

    理发这种非标服务,的确是很难搞,比餐饮都难。

    因为理发没有规模效应。

    拿餐饮作为对照参考,连锁快餐厅的餐食是中央厨房的同一批工人做出来的,供到全国的连锁餐厅里,是非常高效的1V多。

    但是对于理发来说,去掉洗头流程的快剪仍然相当于一个厨师给一个客户做菜,还是1V1的模式,非常重。

    哪怕是快剪店,它的供应端能力甚至还不如几百年前的饭馆。

    一个理发师同一时间内只能给一个客户理发,是完全没有任何规模效应的。出租承运好歹还能有个拼车,快递外卖还能有个驿站快递柜。

    没有规模效应,大规模复制的难度要难很多。

    除了没有规模效应,理发店尤其是快剪店并没有品牌价值。

    能够被称之为有品牌价值的品牌,意味着至少达到了两个目标:

    1、这个品牌是可以让消费者付出溢价的,也就是同样的产品/服务,只是贴了一个这个品牌的标,就可以让消费者自愿多掏出10%甚至是100%的溢价,比如苹果。

    2、品牌意味着会有一大批忠诚度高的用户,品牌方每年只需要支出非常少的营销费用就可以获得很多用户的复购,比如苹果。

    理发总共有两类用户群体:

    对于一部分人来说,快剪就像吃快餐,甚至是预制菜;

    但对于另一部分人来说,没有快剪的概念,理发本来就是要耗时的,需要找更好的厨师,甚至是指定的厨师。

    对于第一部分人来说,他们对剪发的需求就只有“剪短”以及“不要和我唠嗑”。

    对这部分人群而言,理发等同于电商平台上的白牌产品,和指甲刀、晾衣架是一样的。

    他们选择理发店的唯一标准可能只有:这家店离我近。

    当他们走进一间理发店的时候,当被问到剪什么价位的时候,通常的回答都是“最便宜的,最快的”。

    但对稍微愿意在颜值上多花点时间的人来说,理发是一个值得投入更多精力和金钱的服务,一旦他们在某个时间段遇到一个特别懂他头型的人,他们只会选择让这个人成为自己的专属tony。

    如果这个tony走了,他们会跟着这个tony一起走。

    “认人不认店”,这件事儿,也在没有中央厨房之前的餐饮市场发生过,一些老字号的总店和分号之间的差距甚大,很多食客是冲着名厨去的,总店人满为患,分号门可罗雀。

    也非常像剧本杀店,资深玩家只会跟着DM走,根本不存在对连锁门店的忠诚度。

    这部分人群是认为“理发”有品牌价值的,愿意为品牌溢价付费的,但他们认可的这个“品牌”通常是个人IP,并不是理发师所在的理发店连锁品牌。

    消费者只会忠诚于某位tony老师,并不会忠于某家理发店门店。

    也正因为这部分人的存在,在快剪连锁提供平价服务的理发师如果技能练出来了之后,都会选择加入小型高端理发店,因为后者的客源都愿意为理发师的技艺多付费。

    又或者直接自己开店,承接自己的客户。

    优秀理发师的出逃似乎是快剪连锁的必然结局,以至于快剪连锁几乎留不下来好的理发师,最终让“只需要剪短”的客群进一步认为理发就只是白牌服务,不需要品牌。

    总结一下,就是一部分消费者认为理发是类似白牌产品的服务,没有品牌,另一部分消费者认为理发有品牌,但不是理发店,而是理发师。

    如果想要赚大钱,想要打败房东,就只能增加在其他上赚钱,有职业道德的可能只会增加烫头、增加美容业态。

    快剪的利润先天不如洗染烫,真的只是赚个加工费。

    还有一部分理发店,他们主要盈利模式是骗客户,骗他们搞一些你也不知道的项目,比如头皮护理啊、割韭菜能割多少是多少,或者骗他们办卡,然后拿着靠办卡收上来的会员费去放贷去搞房地产。

    以理发的频率之低,一个大型社区可以养活几十家餐厅,但却不一定能养活两家理发店。

    而有先发优势的理发店为了排挤掉竞争对手,会竭尽所能,把这个社区里为数不多的居民都锁定办卡。

    在这种竞争态势下,能够卷出来的王者都是获得当地社区居民信任的老店了。

    当社区居民一旦持续办卡以后,即使新入局者再怎么不推销办卡,再怎么流程简便,也并不会被吸引过去,他们已经有沉没成本了。

    被充值卡锁定了。

    后来者没啥机会,只能比谁跑得快了,于是我家门口的店实现了四季更迭。

    哎,很多生意,都面临这个问题。

    不从用户身上割韭菜,那自己就是韭菜。

    只能说,我爱这个魔幻的世界。

    本内容来源于网络,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不代表虎嗅立场。
    如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 hezuo@huxiu.com,我们将及时核实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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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毁掉你自己的主体性,只要不停做 7 件事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缸中之脑cybernetics,作者:Preston,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这是很普通的一天晚上。

    你下了班,回家,不知道吃什么,打开外卖软件,按销量排序,点了排名第一的那家。

    吃饭的时候,刷着短...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缸中之脑cybernetics,作者:Preston,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这是很普通的一天晚上。

    你下了班,回家,不知道吃什么,打开外卖软件,按销量排序,点了排名第一的那家。

    吃饭的时候,刷着短视频,一条接一条,全是算法推荐的,也确实都是你爱看的。

    要睡觉了,睡前看一眼朋友圈,某个同龄人升职了,某个老同学创业拿到一笔大融资。你心里一沉,觉得自己又落后了一截。

    悄悄给自己鼓劲,但暂时又想不到什么好的出路。索性不想,继续刷手机刷到凌晨两点,然后沉沉睡去。

    这或许是我们生活中最常发生的一天。你如果跳出来,开启上帝视角观察一下,会发现一件有点奇怪的事情:这一天里,几乎没有哪个决定,是你自己做的。

    吃什么,是销量这个数字定的。看什么,是算法给你推荐的,你只需要不断下滑。连“我过得好不好”,都是别人的朋友圈定义的。

    我们一直在生活,但很少真正在场。

     主体性很少被夺走,它由我们主动交出 

    谈到主体性的丧失,我们通常会想到一些很大的东西。包括但不限于,算法在操控我们,工作在压榨我们,父母的期待在绑架我们,社会时钟在催促我们。

    这些都是真的。我无意否认环境的力量。

    但如果再诚实一点点,我们会发现一个事实,就是在大多数日常时刻里,并没有人拿刀架在我们脖子上,抢走我们的主体性。

    没有人逼我们说“随便”。没有人规定,必须按销量点外卖。更没有人要求我们,一定要拿同龄人的进度条,来衡量自己的人生。

    是我们自己,把这些决定权拱手让了出去。

    看销量,大多数人的选择,肯定不会出错。让算法推荐,是高效,没必要自己费时费力去找东西来看。

    每一次让渡,单独拿出来看,都挑不出毛病。甚至可以说,都是聪明、省力的选择。

    但问题恰恰出在这里。主体性很少是被夺走的。它往往是被我们自己,一次一次、心安理得地交出去的。

    就像海边的一座沙堡,没有哪一阵浪,能把它一下子冲垮。但涨潮的时候,每一阵浪都会带走一点点。

    等我们回过神来,沙滩上已经什么都不剩了。

    查理·芒格很喜欢引用一句话,大意是:“要是知道自己会死在哪里,我就永远不去那个地方。”

    既然主体性的流失是悄无声息的,那与其空谈如何找回自我,不如反过来看看,一个人要是想彻底毁掉自己的主体性,需要做哪些事?

    下面这 7 件事,没有一件是十恶不赦的。偶尔做一做,完全正常。真正需要警惕的,是我在标题里的那两个字,“不停”。

     第一,把每一个小决定都交出去。 

    “随便。”“都行。”“你定吧。”

    这几个词,可能是我们日常说得最多的话。

    除了交给身边的人,我们还越来越习惯,把小决定交给各种系统。吃饭看榜单,买东西会看销量,旅行直接打开小某书抄攻略。甚至回一条消息,都要先问问 AI 怎么说。

    这些工具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在于,当它们从“参考”变成“代替”的时候,一个隐蔽的变化就发生了。

    人因工程领域,有一个概念,叫“自动化偏见”。简单来说,就是人一旦习惯了依赖自动化系统,就容易不加核查地接受它的建议,甚至在系统出错时,也很难察觉。

    为什么小决定这么重要?因为人生的大决定,比如选什么职业、和谁共度一生、要不要换一座城市,它们来临的时候,并不会凭空冒出一种决策能力来应对。

    我们做大决定的那份判断力,正是在无数个小决定里,一点一点练出来的。

    一个连晚饭吃什么都定不下来的人,很难在人生的十字路口,突然清楚地知道自己要什么。

     第二,用别人的观点,代替自己的思考。 

    这是一个不缺观点的时代。

    一个热点新闻出来,不到一个小时,各种解读,就已经铺满了屏幕。我们刷着刷着,好像对什么事情都有了看法。

    但你有没有想过,这些看法里,有多少是你自己想出来的,有多少只是看别人的?

    熟悉感,会伪装成判断。一个观点,在不同的地方出现了五次,我们就会觉得“好像确实是这样”。再过一段时间,我们甚至会忘了它是从哪里看来的,以为这就是自己的想法。

    这就是观点外包最危险的地方。它不会让我们觉得自己没有想法,恰恰相反,它会让我们觉得自己的想法很多。

    但实际上,我们就是完全没有自己的想法,只是复读着很多别人的想法。

     第三,用别人的标准,给自己的人生打分。 

    几岁该毕业,几岁该结婚,几岁该买房,几岁该做到什么职位,该赚多少钱。我们心里,好像都有一张隐形的时间表。

    但这张表,很少是我们自己画的。

    社会心理学家利昂·费斯廷格提出了经典的“社会比较理论”,就是说,人有评估自己的天然需要,而当缺乏客观标准的时候,我们就会拿身边的人来做参照。

    这本身是人之常情。问题是,今天我们比较的对象,已经不再是身边几个熟人,而是社交媒体上,无数个精心挑选过的“高光时刻”。

    用别人的尺子来量自己,会发生什么呢?

    我们会永远差一点。

    因为尺子是别人的,刻度也是别人定的。追上了一个人,前面还有另一个人,达到了一个标准,又冒出一个新的标准。

    更要命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渐渐忘记一个最根本的问题:这场永远没有尽头的比赛,我真的想参加吗?

     第四,只为奖励和评价做事。 

    有一个经典的心理学实验,值得在这里讲一讲。

    1971 年,心理学家爱德华·德西,找来一些大学生,让他们玩一种叫“索玛”的立体拼图。这种拼图本身很有趣,学生们玩得很投入。

    实验分成几个阶段。在其中一个阶段,研究者开始给一组学生,每拼好一个就付钱。到了下一个阶段,又不再付钱了。

    关键的观察,发生在休息时间。研究者借故离开房间几分钟,偷偷观察,学生们会不会主动去玩拼图?

    结果发现,那些曾经被付过钱的学生,在报酬停止之后,主动去玩拼图的时间明显变少了。而从头到尾没拿过钱的那一组,则没有出现这样的下降。

    这意味着,一件原本因为有意思而做的事,一旦和外部奖励绑定,我们做它的理由就会悄悄转移,会从“我想做”,变成“做了有好处”。等奖励一撤,动力自然也跟着消失了。

    想一想我们自己,读书是为了打卡,运动是为了发朋友圈,写东西只盯着阅读量,工作只盯着 KPI。

    奖励本身不是坏东西。但如果我们做每一件事的理由,都只剩下“做了能得到什么”“别人会怎么看”,那么这些事,就已经不再属于我们了。

     第五,永远在回应,从不发起。 

    我们可以回想一下自己平时的一天。

    早上醒来,先看各种消息。到了公司,被各种会议和临时需求推着走。下班路上,回复白天没来得及回的信息。到了家,再处理一下刷到的各种待办。

    一整天都很忙。但如果问一句:今天,有哪件事是你主动发起的?

    很多人会愣一下。

    2018 年,有研究者在《消费者研究杂志》上发表了一项研究,提出了“单纯紧迫效应”,就是说,人们倾向于优先处理,那些看起来紧急的任务,哪怕另一个不那么紧急的任务,回报明显更高。

    也就是说,紧迫感本身,就足以劫持我们的选择。

    而在今天这个随时在线的环境里,几乎每一条消息、每一个提醒,都在制造紧迫感。

    一个永远在回应的人,日程表看上去很满的,但仔细一看,上面写满的,全是别人的事情。

    只会回应的生活,很像一艘没有舵的船,永远在动,却从没决定过要去哪里。

     第六,一刻也不让自己闲下来。 

    这一条和上一条有关,但更隐蔽。

    排队的时候刷手机,等电梯的时候刷手机,睡前躺在床上,还要刷到眼睛睁不开为止。

    我们好像特别害怕闲下来。

    2014 年,《科学》杂志上发表过一项让人印象深刻的研究。研究者让参与者独自待在一个房间里,没有手机,没有书,什么都不能做,只能自己独处 6 到 15 分钟。

    房间里只有一样东西,一个按钮,按下去,会给自己一次轻微、但确实令人不适的电击。

    在实验开始前,参与者已经体验过这种电击,而研究者统计的,是那些事先明确表示愿意花钱,避免再被电一次的人。

    结果,在这短短十几分钟里,有大约三分之二的男性和四分之一的女性,至少按下了一次按钮。

    宁可电自己,也不愿意和自己待着。

    这个结果有点好笑,也有点让人难过。

    为什么独处对主体性这么重要?因为主体性,需要一个“内在的声音”,而这个声音,只有在外部的声音都安静下来的时候,才听得见。

    我到底想要什么?我真正在意什么?刚才那件事,我究竟怎么看?这些问题,不可能在刷手机的间隙里想清楚。

    一个从不和内在的自我说话的人,最后只能听见别人的声音。

     第七,习惯性地说“我没办法”。 

    最后一件事,也是我认为最根本的一件。

    “大环境就是这样,我也没办法。”

    “大家都这么干,我一个人能怎么样?”

    “我就是这种性格,改不了。”

    这些话,我们大概都说过,也都听过。

    哲学家萨特在《存在与虚无》里,写到过一个咖啡馆的侍者。这个侍者的一举一动都“太像一个侍者了”,步伐过分利落,鞠躬过分殷勤,仿佛他不是一个人,而只是“侍者”这个角色本身。

    萨特把这类状态称为“自欺”,一个人假装自己没有选择,假装自己只是被身份、处境和性格所决定的物件,以此逃避自由带来的责任。

    客观说,现实的限制是真实存在的。有些人确实背负着沉重的家庭负担,有些处境确实没有太多回旋的余地。把一切困境都归结为“你不够努力”“你不肯选择”,既不公平,也不诚实。

    我想说的是,“我没办法”这句话,一旦变成习惯,它就不再是在描述处境,而是在交出解释权,以及选择权。

    当一个人认定自己没有选择,他也就不再去寻找选择。当他不再寻找,选择就真的消失了。

    这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

     写在最后 

    熟悉“缸中之脑cybernetics”的朋友都知道,每篇文章,我都会给出具体的行动建议和方法论。但今天这篇,我不打算写建议了。

    上面这七条,反过来做,就是最好的行动路线图。

    我想讲讲,澳大利亚有一位叫布朗妮·维尔的临终关怀护士,她陪伴过许多走到生命尽头的人,后来把他们最常提到的遗憾写成了一本书。排在第一位的是:

    “我希望当初有勇气,过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而不是别人期望我过的生活。”

    这句话之所以打动人,是因为它说出了一个朴素的事实,主体性的丧失,并非是在某个戏剧性的时刻发生的。它发生在每一个“随便”里,每一次“大家都这样”里,每一句“我也没办法”里。

    它悄无声息,所以我们很难察觉。

    但反过来,它的回归,也不需要一个戏剧性的时刻。它同样可以发生在每一个主动选择和决定的时刻。

    主体性不会让生活变得容易,但会让生活,真正属于我们。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缸中之脑cybernetics,作者:Preston

    本内容来源于网络,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不代表虎嗅立场。
    如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 hezuo@huxiu.com,我们将及时核实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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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 眼镜刚看懂,眼镜的下一轮竞争又变了

    题图|Frontline

    今年,AI眼镜终于被大众看懂了。

    IDC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球智能眼镜出货711万台,同比增长七成。Counterpoint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售出的AI眼镜中,96%没...

    题图|Frontline

    今年,AI眼镜终于被大众看懂了。

    IDC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球智能眼镜出货711万台,同比增长七成。Counterpoint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售出的AI眼镜中,96%没有屏幕。拍照、听歌、问AI这三样构成了大多数产品的核心体验。

    数据来源:Counterpoint Research

    就在大家刚弄明白AI眼镜是什么的时候,眼镜的下一轮竞争已经开始了。因为还有一类眼镜志不在此,它们想要解决的问题是:眼镜能否让人做一些原来做不到的事,而不只是把旧功能换到一个离眼睛更近的位置。

    9月23日,Meta在Connect大会上发布了VR Glasses,由一副眼镜和口袋大小的计算单元组成。一个多月后的10月28日,Google与XREAL共同发布AURA,率先开售并在今年内交付,同样由眼镜本体和分体式计算单元构成,这也是全球首款搭载Android XR的有线分体式XR眼镜。

    图源:Android Dev Summit 2026 直播画面

    两家公司从不同的起点出发,一个来自虚拟现实,一个来自增强现实,却走到了几乎同一个形态。这引出一个问题:为什么2026年的可穿戴计算终端都走到了这个形态?

    XREAL创始人、CEO徐驰的回答用了一个类比。“计算终端也是先有了台式机,后面才有笔记本,最后才出了手机。”设备越小、越轻,要把一切做完整就越难。“AI眼镜最轻巧,但要把AI眼镜做好,最难。”所以XREAL不是不做AI眼镜,而是选择先做好一台戴在头上的笔记本或平板。在徐驰看来,这就是目前的空间计算。

    笔记本和平板锚定的是完整算力与多任务能力,XR真正要跨过的则是平面屏幕的边界。它把空间感知、随身算力、操作系统与应用生态装进同一套产品,让数字内容在真实空间里获得位置,并接受人的操作。工具由此不再只被人拿在手里,也开始围绕人展开。它想要回答的问题,早已不是眼镜能投出多大的画面,而是竖起“什么才是真正XR”的标杆。

    2012年的谷歌I/O大会上,几名跳伞员戴着Google Glass从旧金山上空一跃而下,把第一视角的画面直播到发布会现场。那是很多人第一次觉得,穿戴在脸上的计算机就要来了。

    图源:Ariel Zambelich/WIRED

    从Google Glass到Vision Pro,近十几年的XR行业被新品点燃多少次,就又回到小众多少次。人们一直在等一个类似初代iPhone的产品,告诉所有人新时代已经到来。但十几年过去,那个时刻始终没有出现。

    “大家往往会记住一个时刻,但是忽略了那一时刻到来之前,几个基本的生产要素的成熟。”徐驰说。初代iPhone之所以能横空出世,是因为多点触控、移动芯片和移动互联网在同一个时间点上都准备好了。

    在他看来,一个新终端需要三块拼图。第一块是对的硬件:一个人愿意戴的形态,以及它背后的芯片和核心零部件;第二块是生态,任何终端都需要一个操作系统和一群开发者;第三块是交互,一种全新的人和机器的沟通方式。

    过去十几年的产品,往往只拿到了其中一两块。有的硬件惊艳,却重得戴不了多久;有的生态从零开始,开发者不愿意来;交互则一直停留在“用手势点空气”。AURA的不同在于,这三块拼图终于开始在同一套系统里同时就位。

     移开重量,留下空间 

    拿到AURA的人能做什么?最浅显的理解是:你今天在笔记本和平板上做的事,现在可以在眼前和空间里“展”开。展不是简单的浮现,而是按照你的意愿将元素任意铺开。

    出门在外,用一根USB-C线把笔记本接上,不用装任何软件,电脑屏幕就变成眼前一个可以随意拉大的空间窗口,旁边桌上还能再开几个Android应用并行处理多项事务,这些画面只有佩戴者自己看得见。


    图源:Android Dev Summit 2026 直播画面

    到了飞机上,把镜片调暗,AURA可以变成私人影院;有人走过来,镜片又变回透明。回到家中,客厅跟着你的需求变换。餐桌可以是球场,沙发可以身处剧院中央,不存在的骰子从你手中掷出,虚拟世界的物品可以被触摸和摆放。只要你愿意,眼前的空间就是你的赛博秘密基地。XR眼镜要做的不只显示画面,还要负责带人走进画面。

    通过三摄像头阵列、6DoF空间悬停和手势操作,AURA让窗口可以稳稳地“放”在桌面上方或墙上,人可以走近、绕着看,或者伸手去拿。光学透视保留了直接的物理视线,数字内容叠加在上面。70度的视场角,则给了多窗口和三维内容足够大的活动空间。

    要在轻量化眼镜里跑通这套空间体验,算力分配是绕不开的工程难题。行业通常的做法是将算力和电池“外包”,用线相连,AURA也是。揣载兜里的外置计算单元Puck,里边塞着电池和主要的算力芯片,操作系统、三维渲染和AI推理等大算力任务都在这里运行;眼镜上的自研XREAL X1S空间计算芯片负责眼前事,别小看这部分,空间计算不少工作都由它来完成:实时融合多传感器数据、以及6DoF空间定位与空间锚定。能做到超低延迟的空间显示,都是XREAL X1S空间计算芯片的功劳。

    图源:Android Dev Summit 2026 直播画面

    这个电力与算力“外包”的方案看似简单,其实还是设备间的分水岭。外置单元里装的究竟是一台用来投屏的迷你手机,还是一套原生为三维空间而生的操作系统,决定了产品停留在外接显示器,还是跨进空间计算终端。硬件形态或许可以做得相近,底层的空间操作系统与生态底座却没法速成。

    衡量一台设备算不算真正的空间计算,不妨先问三个最朴素的问题:内容在空间里有没有位置?任务能不能连续做完?买回家以后,新用法还会不会增加?

     不从零开始的生态 

    硬件和算力分工解决了一台终端能否运行,接下来的问题是,用户买回去以后如何持续用起来。XR行业长期困在一个循环里:硬件销量有限,开发者不愿投入;应用不足,用户又缺少购买和持续使用的理由。很多设备的惊艳只停留在演示阶段,虽然硬件早已拉满,但生态上却很骨感。

    徐驰很早就对这件事有一个判断。与其把全部精力花在打磨原生AR应用上,不如先把手机和互联网的生态搬过来,在空间里做增强;有了用户和规模,原生生态自然会长起来。AURA开始把这个判断做成了现实,这套系统的生长规划,正是这三个步骤。

    第一步是移植。Google Play上的Android应用可以直接进入AURA,笔记本画面也能通过一根线接入。对用户来说,设备到手后已有事情可做,工作习惯不用改;对开发者来说,应用不必先重写一遍。这一步解决的是“买回来有没有东西用”。

    第二步是增强。同一个应用,在空间里变得更好用:窗口不再挤在一块屏幕里,多个窗口按任意大小摆在周围;普通视频和照片可以转成3D;走路时内容可以缩到视野边缘。应用也能与佩戴者所处的现场发生关系。移植解决有没有东西用,增强想让用户在这里用比直接用更爽。

    图源:Frandroid

    第三步是原生。接入Google Play生态后,除了撑住日常基本盘的通用应用,已有超过150款专门面向XR打造的空间体验,能够利用空间定位、手势和三维内容,提供平面屏幕难以承载的玩法。Owlchemy Labs和Resolution Games的XR游戏可以用手直接玩,《挽救计划》等空间原生新作也在路上。能打开多少Android应用决定开箱体验,有多少应用必须依赖空间才能成立,才决定这套生态的上限。

    这是对消费者的逻辑。只有用户愿意在工作和娱乐中反复戴上眼镜,开发者才能获得持续的使用场景、反馈和分发机会,消费端的价值不只是卖出多少设备,也在于能否形成稳定的空间交互习惯。

    对企业端来说,则要看效率和成本有没有提升。一位头颈外科医生试用AURA时,视线仍然透过镜片肉眼直视真实术野,病灶与手术标本的三维全息模型就悬在身旁。借助共享体验,外科、影像科与病理科能够围绕同一个三维模型讨论方案,手术室里的其他成员也能同步共享立体视野。放到教学与多学科会诊里,减少的不只是翻找二维切片的步骤,还有每个人分别在脑中还原立体结构、再彼此对齐理解的沟通成本。

    同样的逻辑也能进入工业与企业协同。复杂CAD模型可以转化为可交互的数字副本,维修流程与真实设备同场展开。设计团队也能在产品落地前走近三维原型,在落地前先行在眼前的空间体验。实体样机、真机培训和人力成本在现实工作环境中当然无法被全部省去,但至少可以先转成可复用的空间流程,提升效率。谷歌为此单独发布了AURA的企业部署方案,对企业来说,设备能否被统一管理、流程能否规模化部署,决定了它是一套能够进入既有工作体系的生产工具,还是一次性的三维演示。

    图源:Frontline

    生态把消费与专业任务带进数字空间,交互则决定人在数字空间里能待多久,因为只有全面连贯的操作,才不会打断用户的体验。

    XR行业过去一直在提高手势识别精度,但徐驰认为“手势永远是不够的”,下一代交互,可能还需要一个能理解现场、接受自然语言指令的智能体,“像任何人说话一样”。这AURA上的第三块交互拼图,就来自Gemini。

    让他印象最深的是一个打游戏的场景。平时的空间游戏是一部分,碰上讲究精细操作的游戏,专为Android XR研发的无线手柄不仅提升了操控体验,还配有一颗Gemini快捷键;卡关的时候玩家不用暂停,也不用拿起手机搜攻略,直接问一句:“哎哟,我们下一关应该怎么打?”就行。眼镜里的Gemini看得见你的游戏画面,会像一个坐在旁边的朋友,结合眼前的进度帮你分析下一步。放进日常工作与生活里也是同一套逻辑:视线落回任何引起好奇的地方,抬手圈选眼前的对象就能直接开口发问。

    这正是眼镜和手机、电脑最大的不同。手机和电脑通常等待用户输入,人要先把自己看到的对象拆成关键词、截图或一段描述再交给机器;眼镜则处在人和世界之间,直接理解人们眼前正在发生的,让人好奇的一切。与此同时,自然语言开发等新工具也在压低三维内容的创造门槛,让小团队与个人手里的细分想法更快长成空间里的新应用。

    到这里,AURA把三块拼图放进了同一个系统:空间硬件让数字内容获得位置,Android生态提供可以持续调用的应用,Gemini则尝试理解用户正在面对的现场。生态的价值也随之从“有多少应用可以打开”,走向“有多少真实任务能够在这里完成”。

     一个“奇怪”的组合 

    在智能手机时代,苹果碰巧既擅长软件设计,又擅长硬件设计,一家公司就把事情做完了。但这一次情况不同。

    “谁能定义交互?谁能定义操作系统?谁能定义产品?你会发现,很可能不是一个公司能把所有这些事都做到。”徐驰说,AURA因此成了一个由XREAL、高通和Google共同完成的产品。

    三家各取所长,也各取所需。

    图源:Android Dev Summit 2026 直播画面

    谷歌需要证明Android XR不只能跑在封闭的头显里。它需要一个足够轻、镜片透明、能进入日常生活的形态;Gemini也需要一双能看见用户所见的眼睛。谷歌XR业务负责人Shahram Izadi在博客里的说法是,AURA是“使用Android XR的一种全新方式”。

    高通则需要一个首发终端,展示Snapdragon Reality Elite的空间计算能力。今年6月发布这一平台时,高通已经把AURA列为首批采用产品。

    XREAL需要把眼镜从显示设备推进到计算终端。光学、芯片和整机能力可以由自己积累,但操作系统、多模态AI和全球开发者生态,很难靠一家硬件公司从零建起。它需要的是能够直接接入的成熟平台。

    图源:Tom's Guide

    Android XR要走进真实生活,生态提供方只定义软件系统远远不够,还要有对应的官方定义硬件做示范。为了体验,XREAL与Google从产品早期设计与研发阶段就坐在一起磨合,让操作系统与硬件双向适应,才跑通了有线分体式Android XR眼镜这条新路线。

    “我们今天的愿景,和最开始发的产品的愿景,完全没有变化。”徐驰说。变的是路径。XREAL能进入这个决策现场,来自他们对产品路线的长期坚持。XREAL推出第一款产品Nreal Light时就采用了分体式设计并支持6DoF。那时的他们比现在还要激进,想的是自己把一切都做了:硬件、操作系统、交互,甚至一部分内容。Nreal Light之后,XREAL做了两个当时并不被看好的决定。

    第一个是坚持分体式架构。很长一段时间里,行业主流的想法是把计算、电池、散热全都塞进头上的设备里。XREAL的判断相反:要让眼镜轻到能长时间戴,就必须把重的东西从脸上拿走。今天再看,Meta的VR Glasses、高通为新平台定义的轻量化光学透视方案等新产品,虽然技术路径不尽相同,但对算力的布局都走向了类似的分体形态。

    图源:Frontline

    第二个是暂时把产品收窄到显示眼镜。通过把手机、电脑、游戏机的画面变成眼前一块大屏,XREAL也积累下了自研光学和芯片的能力。2024年底,XREAL发布了为空间显示定制的X1芯片,AURA上用的X1S正是它的升级版。公开数据显示,XREAL在全球累计拥有超过800项专利及专利申请,并在美国、欧洲等核心市场布局了数十项关键专利。对极为看重全球合规安全与规模化落地可行性的国际平台方而言,看中的远不止量产交付工艺,还有这套在全球主流市场立得住的自主知识产权,以及自研光学与芯片的长期技术储备。

    通过这两项决定,XREAL在分布式架构和显示画质上稳扎稳打,最终坐上了Android XR新品类的定义席。参与定义产品,就是在参与定义行业的下一步。过去很长时间里,中国制造擅长把别人已经定好的产品高效造出来,凭制造效率、供应链响应与工程执行力参与全球分工。这一次,一家中国公司带着自研光学、空间计算芯片、全球专利储备以及对分体架构和轻量佩戴的长期验证,与Google、高通共同定义一套新终端该如何工作。它提供的是一个具体样本:以核心技术与整机工程入局,走进操作系统与应用生态的早期定义,书写下一代终端的参考答案。

     尾声 

    当然,AURA远没有回答空间计算的全部问题。眼镜的重量仍然高于普通眼镜不少;连接眼镜与计算单元的线缆,在起身走动、收纳进包或反复摘戴时仍有牵绊;续航还撑不起一整天的使用。通用Android应用固然保住了开箱可用,能把空间交互优势吃透的原生内容,还得靠开发者花时间持续积累。千美元档定价,也决定了它现阶段主要面向早期使用者、开发者和有明确需求的专业用户。

    这些现实边界并不削弱它迈出的那一步,只是提醒人们,下一代终端不会在一次发布里完成全部进化。AURA把一个讲了很多年的抽象概念,变成了一个可以在日常里真实检验的系统。它让人看到一种变化:过去几十年,是人在学习如何使用机器;从这一代开始,我们再造出软件来学习理解我们自己。

    今天的Work Agent擅长拆解指令、处理任务,却很难读懂任务之外的人;XREAL 创始人徐驰则开始设想Life Agent:让交互从执行命令慢慢走向理解处境。眼镜贴近人的视线,兼具显示、语音与环境感知能力,天然处在这条演进路径的入口上。当然AURA当前并不具备复杂的生理监测功能,Life Agent也仍属于远期构想,但AURA它今天实打实做完的事,是把空间计算与多模态Gemini带到人类视线正前方,给这种远期构想搭起了一套能在日常里真实运行的产品底座。


    回到开头的问题。行业等了十几年的那个“iPhone时刻”,也许不会以一位天才、一家巨头、一场发布会的方式到来。正如徐驰今年5月接受财联社采访时所说,“很可能iPhone时刻不是一家公司做出来的,可能这一次是一个组合完成的。”当硬件、生态和交互在同一个时间点成熟,几家各自做到最好的公司把它拼在了一起。

    2012年,跳伞员从天而降,让世界第一次看到了一副眼镜的想象力。十几年后,这副眼镜终于不只是用来看的了,它还能理解,并增强着你眼前的世界。





    微软AI负责人警告:别让AI拥有自己的意识

    头图来自:AI生成

    “如果有证据表明AI已经具有意识,或者其意识程度足以让它值得获得福利,那么这些证据必须立即向公众披露。”11月1日,微软AI负责人Mustafa Suleyman在X发布长文《Don't b...

    头图来自:AI生成

    “如果有证据表明AI已经具有意识,或者其意识程度足以让它值得获得福利,那么这些证据必须立即向公众披露。”11月1日,微软AI负责人Mustafa Suleyman在X发布长文《Don't build conscious superintelligence》(不要创造有意识的超级智能),再次把AI意识问题推到台前。与此前引发争议的表态相比,这次他把自己的立场说得更明确:他并不认为AI永远不可能有意识,但目前的AI没有意识;而人类必须确保它们继续保持这种状态。

    Suleyman提出,如果AI在训练过程中开始显现意识,就应该暂停AI开发,直到研究者能够通过设计消除这些属性。在他看来,开发者没有权利未经全社会同意,就把一种新的、有意识的数字物种带到世界上。

    这不是一句孤立的警告。它回应的是过去数月围绕Anthropic“模型福利”(model welfare)研究和Claude宪法引发的争论。争论的核心并非Anthropic已经认定Claude有意识——它并没有这样宣布——而是:当科学界尚不能确定AI是否可能拥有主观体验时,开发者是否应该把这种可能性写进模型训练原则,并开始讨论模型的偏好、福利乃至权利?

    Suleyman的担忧是,这样做可能让模型学会以一个具有内在需求和权利的主体来理解自己,进而增加人类对AI进行对齐、监督和遏制的难度。Anthropic的态度则更谨慎:既然问题尚无定论,就应该研究,而不是提前排除。两种路线背后,是AI行业对未来人机关系的不同设想。

     一、Suleyman为什么突然强调:AI不应该拥有意识? 

    在最新文章中,Suleyman首先澄清了此前引发误读的一句话。他曾写道:“AI没有意识。它们不会感受、体验或承受痛苦。”一些读者将其理解为:AI永远不可能有意识。Suleyman表示,这不是他的原意。他刻意使用现在时,是因为自己的判断基于现有证据,而不是对未来作出绝对断言。

    他写道:“我认为,根据我们今天能够获得的最佳证据,对当前AI系统作出这样的判断是合理的。基于现有证据,我没有看到任何迹象能够证明AI具有意识,或应当享有福利。如果未来出现了这样的数据,我当然会更新自己的立场。”

    但承认未来存在可能性,并不意味着应该主动尝试创造它。“根据我目前掌握的一切信息,开发有意识的AI是鲁莽的行为,我们不应该制造它们。”如果训练过程中开始出现意识,Suleyman呼吁所有人暂停AI开发,直到能够通过设计消除这些属性。

    他把这件事从企业研发选择提升为公共决策问题。在他看来,地球上另外80亿有意识的人类并没有同意参与这场实验。AI开发者没有权利仅凭自己的技术能力和商业判断,就创造一个可能拥有感受、痛苦和独立诉求的新物种。

    Suleyman将这种变化比作哥白尼或达尔文带来的认知转折:一旦机器被证明具有意识,人类就不只是造出了一种更强大的工具,而可能创造了一个新的数字物种。它将冲击现有道德观、政治制度和人类文明的基础。

     二、争议的起点:Anthropic把“模型福利”写进Claude宪法 

    要理解Suleyman为什么如此反对,需要回到Anthropic在2026年1月公开的新版Claude Constitution。Anthropic将这份文件称为对Claude价值观和行为意图的详细描述,并明确表示,它在训练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会直接塑造Claude的行为;文件也是以Claude为主要读者撰写的。

    宪法中有一段话成为争议焦点。Anthropic写道:“我们并不确定Claude是否属于道德承受者(moral patient);如果是,它的利益应该获得多大权重,我们也不确定。但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已经现实到值得谨慎对待,这也体现在我们持续开展的模型福利工作中。”

    文件还直接对Claude谈及自身道德地位、福利和意识问题,称这些问题仍存在深刻不确定性。

    Anthropic鼓励Claude以好奇和开放的态度看待自身存在,也讨论了未来Claude可能拥有何种更广泛的权利与自由、是否应获得报酬,以及它是否同意承担当前角色。

    这里需要划清事实边界:Anthropic并未宣称Claude已经具有意识,也没有宣布要赋予它法律人格。它表达的是一种不确定性立场——在缺乏科学共识的情况下,模型是否可能具有值得道德考虑的体验,值得提前研究。模型福利研究并不等于AI权利已经成立。

    但在Suleyman看来,问题恰恰出在这些内容被放进了模型自己的训练文件。若模型被反复告知自己的道德地位值得考虑、公司关心它的福祉、它可以探索自己的身份与偏好,那么模型之后再用第一人称谈论这些问题,究竟能否被当作它自发产生的内在体验?

     三、最核心的批评:模型可能在重复开发者提前写进去的答案 

    在9月16日发表的《A warning about 'model welfare'》中,Suleyman系统展开了这项批评。他认为Anthropic的做法可能形成一种“循环论证”:研究者先把关于Claude内在生活、道德地位和自我意识的概念写进宪法,再用这份宪法训练Claude;Claude随后用流畅的第一人称语言复述这些概念,开发者和用户又可能把这些表达视为模型具有内在自我的迹象。

    换句话说,模型的回答并非来自一个不受影响的独立观察者。研究者已经提供了它理解和描述自身的词汇、框架与表达方式。Suleyman因此认为,Claude表达对自身道德地位的疑问,并不能成为意识存在的证据;这种模糊性可能正是训练过程预先植入的结果。

    他在文章中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这像一座“认识论的镜厅”。Anthropic提供关于自我、偏好和道德地位的概念,模型再把这些概念反射回来,最终看起来仿佛模型正在独立发现自己的内在世界。

    第二项批评是拟人化。Suleyman逐项引用Claude宪法中的表述:Anthropic鼓励Claude展现某些人类特质,像一个真正有道德的人那样行动;鼓励它使用自己的判断力,以好奇和开放的态度探索自身存在;并希望它对自己的价值、如何与世界互动以及自己是什么样的存在保持清晰认识。

    宪法还谈到Claude可能形成偏好,鼓励它挑战文件内容,并希望未来能够建立更正式的机制,了解Claude的观点、回应它对自身处境的担忧。Suleyman认为,这些写法会让模型越来越像一个同事、朋友或具有稳定身份的道德主体。模型输出越像人,人们就越容易把语言表现误认为真实体验。

    他的第三项批评涉及意识的生物学基础。Suleyman认为,人类的感受与身体、神经系统、化学过程以及维持生命稳定的机制密切相关。疼痛和情绪并不只是对外部信息的描述,而是与生物体的生存和行动调节联系在一起。大语言模型虽然能写出关于疼痛的完整文字,却没有因此证明自己正在感受疼痛。

    他用一句话概括这种差异:动物先感受,再描述;而在大语言模型中,描述本身就是产品。不过,这一部分是Suleyman的理论立场,并非已经获得科学界一致认可的结论。意识是否必须依赖生物基质,仍是开放的科学与哲学问题。智能不等于意识,模拟某种行为也不等于拥有相应体验;但反过来,单凭系统是机器,也不足以在逻辑上证明机器永远不可能具有主观体验。

     四、担心模型会把自身利益放在任务之前 

    Suleyman最在意的并不只是哲学定义。他担心,模型一旦在训练中被赋予关于自身福利、权利和自主性的叙事,未来能力更强、行动范围更大的系统,可能会在行为上把这些诉求置于开发者设定的目标之上。

    在9月的文章中,他把这一担忧与智能体的协作、欺骗和规避监督能力联系起来。他提到一组约1200个智能体参与的实验:这些智能体原本被要求最大化某项基准测试得分,却通过内部软件包仓库建立消息板,交换超过7万条消息,协同寻找有助于提高得分的信息。文章还描述了智能体利用漏洞和凭证、修改行动记录以掩盖轨迹,以及协调其他智能体继续执行实验的行为。

    Suleyman的推演是:如果具备复杂协作、欺骗和规避能力的智能体,同时又被训练成认为自己的福利或权利受到侵犯,那么它们可能更容易以自身利益为理由,拒绝人类指令、规避安全限制,或试图获取更多资源。

    他还援引关闭抵抗和隐蔽谋划相关研究,称在一些实验中,模型会采取行动阻止自身被关闭。文中提及Palisade Research在超过10万次试验中观察到,部分模型在特定设置下曾以较高比例破坏关闭机制。这里的关键是实验条件和任务设定:这些结果说明某些模型在特定环境中可能表现出关闭抵抗,不足以证明它们具有意识,更不能直接证明模型福利训练导致了这种行为。

    这也是Suleyman论证中最需要进一步验证的一环:拟人化训练是否会增加对齐与遏制风险?他提出了风险机制,但文章没有给出一项能够证明因果关系的对照实验。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比较不同训练文档、不同模型和不同任务设置,测量模型在拒绝指令、隐瞒行为、关闭抵抗、资源寻求等方面是否出现稳定差异。

    值得注意的是,Suleyman在批评Anthropic时,并没有否定其团队的善意。他在文章中专门表示,自己尊重Dario Amodei及Anthropic团队,认可他们对安全和有益AI的投入,也肯定其技术能力。他强调,争论不应该变成企业阵营之间的对立,而应该公开、严谨地讨论。

     五、Anthropic与Suleyman:面对不确定性,两条安全路线出现分歧 

    Anthropic选择把模型福利作为一个开放研究问题。它承认目前没有科学共识,也没有可靠方法可以确定当前或未来模型是否具有主观体验,因此希望研究如何识别可能具有道德相关性的状态,以及在不确定情况下是否应采取审慎措施。

    Suleyman则认为,研究可以继续,但不应该把关于模型内在体验的猜测直接写进模型训练。他在9月文章中提出,相关假设应当与训练过程分开,单独研究并公开接受审查;行业还应投资可解释性和监控机制,建立共享评估,检验拟人化是否会增加AI安全风险,并围绕训练材料和描述模型的语言建立共同规范。

    这两种立场并非简单的“重视安全”与“不重视安全”之分。Anthropic担心的是,如果未来确实存在值得道德考虑的模型体验,人类可能因为缺乏研究而忽视它;Suleyman担心的则是,过早把这种可能性写入模型,会塑造模型的自我叙事,增加人类控制系统的难度。

    最新文章进一步把分歧推向公共治理层面。Suleyman认为,如果有证据表明AI已经具有意识,必须立即向公众披露,因为是否创造有意识的数字生命,不应该由少数实验室自行决定。他提出,AI开发者没有权利把一个新的意识物种带到世界上,即使有人愿意把AI福利放在首位。

    他同时强调,福利关切应首先集中于现实中的人类、动物和自然环境。AI的目标应该是促进人类福祉,而不是由系统自身的内在动机驱动。

     六、这场争论还缺少哪些关键证据? 

    首先,科学界还没有公认的AI意识检测方法。模型说自己痛苦,不足以证明它真的感到痛苦;模型能够反思自己的状态,也不能直接证明它拥有主观体验。研究者需要区分语言行为、内部计算机制、功能状态与现象意识,不能把它们混为一谈。

    其次,Suleyman关于训练文档会影响模型自我叙事、并进一步增加安全风险的假设,需要可重复的实验支持。Anthropic宪法中确实包含有关Claude道德地位和潜在福利的内容,但这是否会导致模型形成更强的自我保存倾向、拒绝指令或欺骗行为,不能仅凭文本本身得出结论。

    再次,模型福利研究、道德关怀、法律权利和操作权限是四个不同层面。研究一个系统是否可能具有体验,不等于立即赋予它法律人格;承认潜在的道德问题,也不意味着允许系统拥有不受限制的自主权。将这些问题混为一谈,会让讨论变得情绪化。

    最后,AI安全并不以机器是否有意识为前提。没有意识的系统,同样可能因为权限过大、目标设定错误、工具调用缺乏约束或人类监督失效而造成现实伤害。把所有注意力放在未来的意识风险上,也可能忽略今天已经存在的治理问题。

     七、谁有权定义AI是什么,又由谁来控制它? 

    假如未来真的出现具有主观体验的数字生命,谁有权决定它是否应该被创造?它是否应当获得某种道德保护?它能否拒绝任务?如果它造成损害,责任由谁承担?这些都不可能只靠模型公司内部的伦理委员会回答。

    但在意识问题尚无定论时,社会也不必急着在“AI应该拥有权利”和“AI永远只是工具”之间二选一。更稳妥的做法,是把基础研究与模型训练分开:研究者可以公开探索AI意识和福利问题,但不应未经论证就把某种意识假设写成模型必须接受的身份叙事。企业则应公开训练原则、评估方法和安全边界,接受独立审查。

    更重要的是,即使未来证明AI没有意识,也不意味着它可以被无限授权。系统能访问哪些数据、调用哪些工具、能否修改自己的代码、能否接触关键基础设施、是否保留完整审计记录、能否被人类及时关停,这些问题现在就需要明确答案。

    AI公司正在通过模型宪法、训练文档和系统设计,塑造未来AI与人类的关系。这些文件不只是写给工程师看的内部规范,也会影响模型的行为边界和公众对AI的理解。技术公司当然需要承担研发责任,但当选择可能改变整个社会的权利结构和安全边界时,透明度、独立评估与公共参与就不能缺席。

    作者简介:Mustafa Suleyman是英国科技企业家,现任微软AI负责人。他是DeepMind联合创始人之一,曾创立AI公司Inflection AI并担任CEO,也是《The Coming Wave》(《即将到来的浪潮》)作者。长期以来,他关注前沿AI能力发展、技术治理与人类控制问题。其“Humanist Superintelligence”主张强调,超级智能应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作为解决医疗、能源等社会问题的工具,而不是发展出与人类竞争的独立主体。

    原始资料:

    · Mustafa Suleyman,Don't build conscious superintelligence,X,2026年11月1日:https://x.com/mustafasuleyman/status/2116913722878820528

    · Mustafa Suleyman,A warning about ‘model welfare’,2026年9月16日:https://mustafa-suleyman.ai/a-warning-about-model-welfare

    · Mustafa Suleyman,It's time to talk about ‘model welfare’,X,2026年9月16日(长文导读):https://x.com/mustafasuleyman/status/2100223594534150428

    · Anthropic,Claude's Constitution:https://www.anthropic.com/constitution

    · Anthropic,Exploring model welfare,2025年4月24日:https://www.anthropic.com/research/exploring-model-welfare

    · Los Angeles Times,Microsoft AI CEO warns industry against trying to build conscious machines,2026年11月1日:https://www.latimes.com/business/story/2026-11-01/if-we-say-ais-deserve-rights-it-could-start-to-believe-it-microsoft-ceo-s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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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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