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知危 ，编辑：大饼，作者：知危编辑部

传统豪华车经销商的门店，正在一家接一家地关闭。

上个月，多家头部经销商关停旗下传统高端品牌的标杆门店：利星行关闭了南京最大的奔驰4S店利之星，正通汽车停掉了湖南首家宝马4S店，美东汽车的天津雷克萨斯门店也随之关门。而在更早之前，保时捷在华门店就已显露颓势——官方计划到2026年底把在华销售网点砍掉三分之一，从120家压缩至80家门店。

经销商全线收缩的背后，是传统豪华车品牌的销量不断下滑。据官方披露，2026年上半年奔驰、宝马、奥迪和保时捷在华销量同比分别下滑28%、20.4%、19.3%和32%。

然而，与车企和经销商一同收缩的，还有车主权益。

南京的张先生告诉知危，虽然利星行其他两家门店承接了利之星客户的售后工作，但是利之星门店之前保证的门店权益基本上是没了。

经销商门店倒闭，对于车主来说，虽然总有这里或者那里的利益受损，但好歹只是相对麻烦了一些，最终还有厂家保底。

还有种更严重的情况是，一些汽车品牌已逐步退出中国市场。

比如上个月开始，雪佛兰暂停在华新车零售业务，后续国内不再推新车型、不再搞年度改款，也不再进行新车铺货。和雪佛兰类似的，去年10月开始，极星汽车也关闭其国内最后一家直营门店，在华改为线上销售。当时，极星强调“其他业务不受影响，车主权益可得到保障”。

事实上，极星车主确实能在线上联系到极星专属客服，也能将车开往指定地点进行维修，但主要是由沃尔沃承担起极星汽车的售后工作。网上也不乏极星车主对沃尔沃售后人员的吐槽，比如对极星车主态度恶劣、区别对待，维修不专业、没彻底解决问题等等。

近期，极星车主还经历了一场“断网风波”。

几周前，部分极星车主发现，自己的车机突然“断网”。随车附赠的三年免费车联网娱乐流量到期后，极星系统自动切断了网络连接，并且没有给出流量付费续购入口。

换句话说，蓝牙通话、音乐播放、苹果CarPlay互联这些基础非联网功能还可以正常运转，但是实时地图导航、在线影音等需要联网的基础功能陷入了瘫痪。好在目前，极星已经重新上线了车载娱乐流量续费业务。但是近一个月的“断网”还是给极星车主带来极其不方便的驾驶体验。

针对“断网”风波，中国电信工作人员孔先生告诉知危，极星汽车之所以能联网，靠的是车里装了一张物联网卡（IoT卡）。这种卡和通常手机上用的SIM卡不太一样——它是运营商专门卖给企业的，用来让各种电子设备联网。想办这张卡，得用企业资质去申请审核，个人是办不下来的。“关键就在这，物联网卡的‘户主’相当于是极星汽车，而不是车主本人。”所以此前极星车主即使想向运营商充值费用，也由于并不是“户主”而无法充值。

现在，续费通道虽然重启，但客服并没有主动大规模通知极星车主，仍需要极星车主自己从外界了解信息并主动询问。

经销商门店关闭、品牌跑路，虽然闹心，但由于品牌公司主体还在，也不至于完全的求助无门。更惨的是车企宣告破产或全面停摆，产生了一批“有人造，无人管”的“孤儿车”。

这些“孤儿车”的车主才是真正的苦主——车子坏了没人修、质保没人赔，连找谁主张权利都成了问题。据力基咨询统计，截至2026年5月，包含通过司法程序宣告破产、进入破产清算或重整流程、实质全面停摆的新能源汽车企业共23家，累计合规售出85万辆乘用车。

此前，已有多家媒体报道这些车主目前面临的售后困境，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当其冲的就是维修方面。车企破产后，4S店自然就关停，车主只能选择外部汽修厂。但是新能源车三电系统检测程序、故障代码等被车企加密，没有原厂专用诊断设备无法拆解维修。

这背后既有车企想赚售后收入的心思，又有防部分高精尖技术外泄的考量。正常经营时，这套设计是车企的保护罩。但一旦车企倒闭，这个保护罩就成了困住车主的围墙。

其次，受维修代码、原厂零部件停供等限制，“孤儿车”一旦发生意外，维修成本和维修难度会略大于正常运营的车型。有报道称，多家主流财险公司已拒绝为这种“孤儿车”承保车损险。不过，车险领域从业人员告诉知危，对头部保险公司而言，凭借更完善的数据模型，目前仍能承保这些停售车型。

“从逻辑上讲，停售车型可能面临维修困境，进而推高赔付。”该人士表示，但保险公司的模型定价是滞后于实际风险的——眼下这类车型的真实赔付数据还待进一步丰富，模型拿不到足够的数据支撑，保费就不会有显著上调。此外，一线业务员的积极性也是一道坎。"大家普遍抵触涨价，毕竟没人愿意看到稳定续保的客户流失。除非总部下达硬性指标，否则保费很难真正升上去。"

从《汽车销售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来看，供应商应当及时向社会公布停产或者停止销售的车型，并保证其后至少10年的配件供应以及相应的售后服务。但对于已停摆甚至背负巨大债务的车企而言，在履行配件供应和售后服务、满足“孤儿车”的消费者利益之前，需优先解决职工债权、税务债权等问题。这也意味着对于数量庞大的“孤儿车”车主群体而言，其合法权益存在实质落空的风险。

经销商门店倒闭、品牌退出中国市场、车企破产倒闭——这三件事听起来都是"离场"，但对车主的伤害却是逐级加深的：门店关了，厂家还在；品牌退了，母公司多少能兜个底；可车企一旦破产，连最后能负责的主体都消失了，车主才真正沦为“孤儿”。

遗憾的是，这样的剧本远没有到落幕的时候。价格战持续升级，淘汰赛不断加速，倒在沙滩上的汽车经销商、品牌与企业只会越来越多。“孤儿车”的故事，或许还在继续讲下去。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硅基观察Pro ，作者：硅基君，原文标题：《智谱都拿到 10 亿订单了，国内网安股为什么还在跌？》

今年AI行情里，有一个非常反常识的分化。

美国网络安全股已经涨疯了。截至8月31日，美国网络安全ETF CIBR年内上涨40.36%，涨幅远远跑赢同期纳指，甚至还跑出了不少涨幅翻倍的牛股。

另一边，中国网安股却几乎完全是另外一幅画面。

哪怕智谱拿到的网安相关订单已经超过10亿元，整个板块依然惨不忍睹。截至9月18日，中证信息安全主题指数年内下跌12.49%。

一边涨40%，一边跌12%，一年不到，两边已经拉开超过50个百分点。

这就很有意思了。

明明大家面对的是同一轮AI浪潮，为什么美国网安都成了AI牛股，国内却跌得这么惨？

核心原因在于，中美的网络安全已经越来越像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意：

美国网安已经变成跟着AI使用量一起增长的基础设施，赚的是AI扩张的钱；而国内国内网安还主要停留在成本中心，被死死困在传统政企IT的合规预算里。

这才是今年中美网安股越走越远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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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完全不同的市场

中美网安股，正在变成两门完全不同的生意。

美国网络安全正在从一项传统的软件支出，变成AI时代的一种“税”。而国内网安的收入还锁在传统政企IT的合规预算里。

这个差别，最先反映在行业规模上。

Gartner预计，2026年全球信息安全支出将达到2440亿美元，同比增长11.6%。

其中增速最快的那块，恰恰是AI带来的新需求。Gartner单独统计了一个叫Securing AI（保护AI）的市场，包括AI应用安全、AI使用控制、AI治理平台和AI Gateway这些产品。

2026年，这个市场预计达到28.35亿美元，同比增长83%；到2027年将进一步增长至47.83亿美元，再增长68.7%。

也就是说，AI起来以后，美国企业并没有把安全预算从原来的盘子里挪出来，反而创造了一笔新的安全预算。

从模型授权到数据安全，每增加一个AI应用，背后都可能增加一层新的安全需求。AI部署越多，安全支出反而越高。

更重要的是，这笔钱已经开始进入财报。Fortinet今年二季度收入20.5亿美元，同比增长26%；Billings达到23.7亿美元，同比增长33%；GAAP经营利润率达到34%。

Palo Alto Networks更明显。2026财年第四季度，公司推出的AI安全产品Prisma AIRS，上线仅四个季度，ARR就已经突破1亿美元，成为公司历史上增长最快的新产品。

总结起来，美国网安公司面对的是一个每年增长两位数、AI又在创造增量需求的市场。而国内网安公司面对的，却是一个已经连续三年缩小的市场。

数世咨询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数字安全市场规模为887.43亿元，同比下降1.5%。

更重要的是，这已经是连续第三年下降。2022年，中国数字安全市场规模还达到981.2亿元；2023年下降0.76%，2024年下降7.4%，2025年又下降1.5%。

三年下来，市场规模已经缩水接近100亿元。

奇安信今年半年报里其实说得非常直白。受宏观环境和政府财政情况影响，客户普遍削减预算，项目延期依然存在；同时行业价格竞争激烈，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下，客户越来越倾向于维护现有系统，而不是新建项目。

今年上半年，奇安信收入14.97亿元，同比下降14.09%，归母净利润亏损4.11亿元。

其实国内也有网安公司吃到了AI红利，只不过钱未必首先流到了“安全”。

最典型的就是深信服。今年上半年，公司收入39.98亿元，同比增长32.85%，归母净利润2.31亿元，实现扭亏。

但增长最快的业务不是安全。云计算及AI基础设施收入22.12亿元，同比增长58.6%；网络安全收入15.87亿元，同比增长10.57%。

前者已经占到公司收入的55.34%，第一次成为绝对的增长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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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网安吃上了平台红利，中国网安还在吃项目饭

除了预算差距，中美网安的商业模式也已经越来越不一样。

美国网安公司卖的是订阅。客户签下一份合同，之后持续续费。AI应用越来越多以后，新的安全需求又可以继续叠加到原来的客户身上。

随着AI的出现，美国网络安全正在越来越像一门平台生意。

一方面，AI Gateway、AI应用安全、Agent身份和权限管理，都是过去不存在的新需求。

另一方面，AI让整个IT环境越来越复杂，客户反而更希望减少供应商。于是Palo Alto、CrowdStrike、Fortinet这些头部厂商，可以顺势把更多原本属于其他安全公司的预算吃进来。

最具代表性的公司就是Palo Alto。过去几年，Palo Alto一直强调一个词：Platformization，平台化。

简单说，过去一家大企业可能同时采购十几家甚至几十家安全厂商，网络安全、云安全、SOC、身份安全各找一家。Palo Alto希望把这些原本分散的预算逐渐收进一个平台。

如今，这套模式已经开始跑通。2026财年二季度，Palo Alto的平台化客户数量达到约1550个，同比增长35%；这些客户的净收入留存率达到119%。到了第四季度，这一数字进一步超过120%。

也就是说，一个客户进入平台以后，第二年通常会比第一年花更多的钱。

市场在增长，龙头还能同时提高单客户收入。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网络安全公司的增长质量会特别漂亮。

但国内显然还没有这种趋势。

国内大量网安公司仍然以项目制为主，只能从企业IT预算里拿钱，甚至优先级很低。

举个例子，一家地方国企愿意花几千万元建设大模型平台，是因为它希望这套系统真正进入业务。它可以处理材料、分析数据、建设知识库，也可以把部分人工工作交给Agent。这类项目有明确的使用场景，可以单独立项。

网络安全不一样。安全很少直接创造业务收入。这意味着，在一轮新的技术建设周期里，安全通常会比生产系统的需求更滞后。

国内现在恰好处在前一个阶段。很多政企客户连自己的大模型平台都还在建设，大量预算首先流向模型、算力、数据治理和应用开发。安全虽然已经被考虑进去，但大多数时候，它只是整个项目中的一部分，还很难单独形成一笔很大的预算。

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网安公司更多还是其中的一个供应商，只能拿到其中一小部分收入。

这也是为什么智谱可以拿到10亿元的订单，但网络安全厂商很难拿到同等规模的收入。

当然，国内的网安厂商也在用AI改造自己的产品。比如，用大模型升级SOC、威胁检测和安全运营。

但这里又有一个问题。AI加进去了，不代表客户愿意多付一笔钱。

以前一套安全系统卖100万元，现在加入大模型分析能力，客户很可能认为这只是一次正常的产品升级。

厂商需要增加研发投入，客单价却未必同步提高。于是现阶段，AI对很多国内网安公司首先增加的是成本，还没有变成一笔足够大的新增收入。

真正可能改变这个行业的，是专门保护AI的安全产品。模型访问控制、数据防泄漏、Prompt攻击防护、Agent权限管理都属于这一类。

但这部分需求要成立，有一个前提：AI必须先真正进入生产环境。

但这部分市场还处在很早的阶段。原因也很简单，只有当大模型真正进入企业核心业务以后，这些问题才会变得足够痛。如果一家公司的AI还只是员工偶尔用来写材料，AI安全很难成为独立预算。

这也是美国市场比国内走得更快的地方。

美国大量企业已经把Copilot、代码Agent和各种AI应用放进了实际生产环境。随着AI能够接触越来越多企业数据和内部系统，安全开始成为大模型上线的前置条件。

所以美国的AI安全已经逐渐形成独立市场，国内现在还没有完全走到这一步。

/03/

总结

中美网安真正拉开的，是安全在企业里的经济属性变了。

美国网安已经从一项合规成本，变成跟着AI使用量一起增长的基础设施。企业用得越多，安全支出越高，头部平台还能不断提高单客户收入。

国内网安还主要停留在成本中心。客户买安全，是为了满足合规、保证系统运行，预算天然有上限，也很难随着AI使用量同步增长。

一个赚的是AI扩张的钱，一个赚的还是IT建设的钱。这才是两边估值越走越远的根本原因。

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甄嬛在甘露寺策划了一场怀孕自保，当代大厂女工在低绩效后谋划怀孕苟住。古今如此相似，肚子=免死金牌。

最近，一位大厂女工绩效被打分为M-，想用“战略性怀孕”苟住的话题又火了。这种现象早在三、四年前就曾被讨论，如今再度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

本期内容，花姐联系了几位在大厂“战怀”的女员工，及某大厂HR，从不同的视角，听听大厂冰冷的生存规则，女性在怀孕后要经历的无奈与挣扎，并试图还原一个真相，是什么让女性把“战略性怀孕”当成抵御辞职的最优解。

一、凌晨下班的大厂女工，回家还要完成怀孕KPI

林晓下班打卡的时间是凌晨12点半，坐上出租车，她给老公发了一条微信，“这两天是排卵日，准备一下。”老公发来一个“ok”的表情包。林晓关上手机，一天工作的疲惫涌了上来，她靠在椅背上小憩，为身体蓄力。回家后，她还要完成另一项关乎职业生涯的KPI——怀孕。

林晓“战略备孕”已经半年了，3月份绩效开分，一个M-，及对团队没有突出贡献的评语给林晓上了紧箍咒，她已在淘汰边缘。

在业务收缩、全员内卷的大环境下，想要逆风翻盘，除了在工作上更积极表现，争取大结果外，她必须拿出一套防御性措施，让自己能苟下去。“战略怀孕”就像“看破不说破”的保命秘籍，每个女工都有，只是看什么时候拿出来用。

公司有句玩笑话，“大厂女性就是拼，工作能抗996、高强度加班，想怀孕时还能精准拿捏生理周期，说怀就怀。”

可讽刺的是，在长期加班、高强度工作压力下，想怀孕并不容易。半年时间，她去过医院，也求了偏方，甚至熟读全网的“速孕攻略”，用尽了所有方法，肚子仍然没有动静。

怀不上，就意味着，她失去了一块“免死金牌”。等待她的，只有被动优化、悄然离场。

让林晓心酸的不是辛苦备孕，而是深夜时的一次次反省，一个名校毕业、勤恳多年的职场人，最终能对抗裁员的，不是专业能力，而仅仅是一张孕检单而已。

二、怀孕的人，会变成低绩效的背锅侠

很多人嘲笑战略怀孕的女性“钻空子、蹭保护”。

而在HR眼中的职场真相，冰冷且残忍：三期保护，保得住你的岗位，保不了你的绩效。保得住不被裁员，保不住不被打压。

法律规定三期女性不得被无过失辞退，但法律管不了领导的主观评分，团队的隐形排挤，和“怀孕=无用”的职场偏见。

在某大厂工作的Rose，直言在大厂内部，战略性怀孕早已不是个别现象。几年前，就已经成为三十多岁女员工心照不宣的“防裁员手段”。

一旦上一年绩效偏低、业务动荡，或是嗅到被优化的苗头，不少女同事就会动起念头，甚至去搜索所谓的“速孕秘方”。Rose算幸运，下定决心备孕后，只用三个月就成功“上岸”。

可怀上孩子，并不代表迎来优待，反而是隐形歧视的开始。

“很难遇到完全公正的领导，给怀孕女员工打低绩效，几乎成了潜规则。”

Rose回忆，自己怀孕那一年，绩效被打到C（第三档），领导找她谈话时说得直白：“公司也不能开除孕期员工，你就牺牲一下，给小组垫底，毕竟大家都在分担你的工作。”

Rose心里十分清楚，这是一种推卸责任的说辞。怀孕后，自己做出的工作成果，常会被归为整个团队的功劳；可团队出了纰漏，却往往要她来背锅。

无独有偶，已从大厂离职的莫小北曾因为怀孕，陷入深深的自我怀疑，“因为怀孕，被打了一次M-，一次最低分——I。”

当小北告知直线领导+1自己怀孕时，+1直接说，反正你怀孕了，那就委屈你帮全组背一下低绩效吧。产假回来后，+1又说，产假期间你的工作都是大家帮助分担的，给你个低绩效不过分吧。

小北自认自己勤恳工作，从未懈怠，她选择申诉，捍卫了自己的职场权益，也跟+1彻底闹掰。

可大多数大厂女性，并没有选择反抗，她们深知，申诉意味着彻底撕破脸，后续会被边缘化、穿小鞋，让职场生涯愈走愈难。于是她们默默扛下了一个或者两个M-，甚至I的评价。

这种隐形歧视，让许多名校毕业、勤勤恳恳工作多年的高知女性感到“背刺”，原本，她们想要怀孕后留在公司继续效力，但这种扛低绩效的做法，让她们脑中产生了“只想苟住、只想摆烂、只想等大礼包走人”的消极想法。

“女性在做战略性怀孕，公司也在做战略式挖坑。双方都在争取自身利益最大化，看似互相博弈、占便宜，但根源还是企业文化有问题。”

对怀孕女员工的偏见会持续整个孕期，甚至在她们回归岗位后，能力仍不能得到正视，Rose继续说，“HR、领导、同事，很难公平对待怀孕的女员工，下意识就认定怀孕的女性做不出成绩，理应被淘汰。可没生孩子之前，我也独立带出过不少项目，年年绩效优秀，怎么怀了孕，我就变成一无是处的人了？”

Rose在复工后第一次和领导深谈，主动请求，希望能给到重量级项目，让自己重新做出成绩。但领导的回复，看似体贴，实则宣告了她的结局：“你要明白，生完孩子之后就要退居二线，机会要多留给年轻人，他们更有冲劲。你往后要多顾及家庭，以后你会感谢我的。”

Rose心里明白，离职已是注定的结局。她能做的，只有尽量争取补偿，同时抓紧寻找下一份工作。

“战略性怀孕”只是拉长了被裁员的时间，改变不了最终被淘汰的结局。很多女性在这段时间忍受无形的职场偏见，还要承受自我怀疑、身心俱疲的二次创伤，她们也要经历自己的苦痛与无奈。

三、少数人的逆袭，需要拼搏与许多运气

怀孕被打低绩效似乎成为一条潜规则，而产后的绩效则是相对公平的，但不少女性在生育后，还会陷入陪伴孩子、哺乳背奶等种种琐事中，无法像过去一样把所有时间全部放在工作上。

花姐的HR闺蜜透露，公司如果对产妇提出优化，产妇如果要留下，就要付出加倍的努力。

不是没有绩效逆袭的案例，只是它属于极少数人。唐欣算是一个成功案例，她的绩效评定从M-到M再到M+，一路逆势上扬。

唐欣说她就是不想被大厂淘汰，在孕期她保持着高强度工作，在生孩子时她的飞书依然在线，出了月子马上在家办公。她的+1对她也非常好，在生育期为她分配了可以出成绩的工作，保证她有所产出。

看似是个人努力的胜利，实则是三重幸运的叠加。自己能抗、领导公正善待、业务稳定托底，而大多数人没这个运气。

更多人的处境是：兢兢业业工作，得不到资源倾斜；默默隐忍付出，换不来领导善待。休完产假回来，业务没了，+1换了，一切都要重头再来。因此，不是她们不想逆袭，而是逆袭之路给每个人的开局与困难都不一样。

四、如果可以，我更希望生育是一个幸福的决定

“做决定的时候我算得很清楚：如果失业，家里积蓄只够撑两年房贷。而生下孩子，我至少可以多拿两年工资，再加一笔赔偿金，合计几十万的收入。”莫芃毫不避讳自己怀孕前，曾反复权衡与计算过。

丈夫和家里所有人，都支持她生育。38岁的莫芃和丈夫在杭州打拼，两个人都身处高压大厂，一心想先拼事业，生育计划一拖就是八年。

莫芃说，婚前体检显示夫妻二人身体状况都不理想，自然受孕的概率很低。为了达成目标，她选择做试管婴儿。她想要制造的，不只是一个孩子，更是一份安稳的未来。

备孕半年，莫芃终于成功受孕。但孕期的折磨接踵而至：孕前期，剧烈孕吐，孕晚期，子宫压迫，几乎每一小时就要跑一趟卫生间。

身体的难受，迫使她慢慢交出手里的工作权限，把业务交接给同事。曾经关系不错的下属，也开始私下议论她，觉得她增加了团队负担，拖累了业务进度。莫芃只能不断买咖啡、送小礼物，试图缓和与同事间的关系。

生完孩子后，莫芃发现Leader并没有让她舒舒服服地休息，而是不断催她上线处理工作，深夜时分，她常常一边喂奶，一边还要在群里回复消息。

复工后HR与她交谈，告知她被调任到一个比较边缘化的支持岗。HR对她说得很委婉：“先把手上的事做好，别给自己太大压力。”

莫芃没有争辩，她比之前更拼命——白天上班，晚上带娃，深夜加班。她想用行动证明，自己依旧是那个能打的人。可半年后，她的支持岗也被取消了。

“该来的还是会来。”莫芃最终与HR协商，因为有较长的工作年限，她拿到了一笔足够她在家休息几年的赔偿金，够她喘一口气。

“我有时候看着熟睡的孩子，会突然很愧疚。他是被我‘制造’出来的，我把他当成解决职场困境的一枚筹码。”说这些话的时候，莫芃的声音很轻。

当花姐问她是否后悔生下孩子时，莫芃说道：“我不后悔生他，但我后悔用这种方式生他。如果可以选择，我更希望他是被期待着、满心欢喜地来到这个世界上，而不是我计算中的一枚‘工具人’。”

五、如果要在大厂生育，不如趁早

聊到最后，我的HR闺蜜说了一句很现实的话：在大厂，如果你的人生规划里要生孩子，那么越早生，越划算。

入职初期，资历尚浅、职级不高，即便被打低绩效、被边缘化，损失最小，翻盘最快。

越往后，越被动。等你到了核心岗，一旦怀孕，项目移交、资源被瓜分，晋升机会直接暂停。等你产后回归，早已物是人非。

在裁员季里，已婚未育女性永远是优化名单里的高危人群，而“已婚已育”反而摘掉了不稳定的标签，熬过三期，即便后续被优化，也还年轻，还有大把就业的机会。

战略备孕，始终是一道被动的棋，一条缓兵之计，几位“战略性怀孕”的女性，没有人真正“赢”下这场博弈。 “战略性怀孕”这个词，把“成为母亲”这件本该充满期待的事，硬生生变成了一场职场算计。

这些妈妈，本不是精于算计的利己主义者，却不约而同做出了同一种选择。与其站在道德高点去审判批判她们，不如想想：为什么一个女性，需要靠怀孕来对抗被辞退的命运？

最后，愿职场不止放孕妇一条生路，更让她们前行的路，能够坦荡、顺遂。也愿生育不再是一场关乎去与留的职场博弈，而能回归本真，成为女性纯粹、幸福的人生选择。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数字经济发展评论 ，作者：数字经济发展评论

导语

几个月前还在比谁跑得快，如今OpenAI、Anthropic、谷歌DeepMind、xAI接连表态要慢下来。这是前沿模型阵营第一次出现如此整齐的减速呼声。大西洋理事会请六位专家做了一组解读，没有一个人反对减速——真正卡住的是谁有权定义速度，谁又能独立验证。从Anthropic驻场评估员，到Hugging Face智能体攻击，再到中美AI安全会谈，文章串起一条线索：减速共识不稀缺，稀缺的是可测、可追责、能协调的制度接口。本文梳理这六种回应，也摊开一份减速难以落地的故障清单。

编译解读：数字经济发展评论

在AI安全忧虑日益升温之际，9月12日，Anthropic的CEO达里奥·阿莫迪公开提议——给AI发展“减速”。没错，是做前沿模型的人自己说要慢下来。

话音刚落，OpenAI的萨姆·奥特曼（Sam Altman）、谷歌DeepMind的戴米斯·哈萨比斯（Demis Hassabis）、xAI的埃隆·马斯克（Elon Musk）随即跟进。几个月前还在比谁跑得快的几家公司，如今站到了同一条起跑线上喊停。

此前，AI失控的报道不断增多，研究者对人类面临的风险持续拉响警报。这些动向意味着什么？政策层面又该如何应对？大西洋理事会请来六位专家来进行解读，六种回应摊开后，争论焦点其实不在“该不该慢”，而在“谁有权定义速度，谁又能独立验证慢没慢”。

一、减速获背书，政策制定者必须跟上节奏

大西洋理事会技术项目与战略副总裁格雷厄姆·布鲁基（Graham Brookie）称，“为前沿技术配速”的呼吁，以及相互竞争的AI领袖之间迅速形成的共识，堪称历史性的一幕。他把视野拉远，指出有三件事同时成立。

第一，美国连同其前沿实验室、部分欧洲实验室与构成AI生态的关键供应链，正处在一场全球性的体系竞争中，胜负将由技术优势决定。AI将日益成为国家实力、军事优势与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变量。这场竞争的结局，还可能决定开放社会与市场能否继续立足，抑或让位于以监控为基础的权威替代方案。

第二，若技术进步的速度超过美欧及其盟友驾驭其复合风险与自主风险的能力，让一些最坏的情况步步逼近，那么赢得AI霸权竞赛也就毫无意义。

第三，尽管我们身处一场AI“军备竞赛”，公众却持深深的怀疑、紧张与悲观态度，这不无道理。大西洋理事会AI委员会发现信任是领导力的关键前提，而在AI风险不断扩散的当下，存在严重的信任赤字。就在过去一周，前沿模型研究者突然辞去行业顶端的优厚职位，并宣称AI导致灭绝事件的概率可能达到10%，甚至更高，这显然会加深这种不信任。

在这样的背景下，“为前沿技术配速”的呼吁值得欢迎，但需更多伙伴加入，才能真正实现阿莫迪提出的三个主要方向：引入嵌入式评估员、与民主国家协同配速、在全球范围内配速。

布鲁基指出，对模型进行第三方评估，若要发挥最大效力，就应成为一项行业性强制要求，并由一个对公众负责的机构来背书，而白宫和国会目前都没有拿出像阿莫迪这样详尽的方案。“与民主国家协同配速”需要政府从中推动，并获得接触前沿模型的权限。

大西洋理事会历时一年绘制全球AI安全版图的研究将于今年秋季发布，其中发现：目前全球共有114家AI安全或安保机构（包括政府支持的安全机构），但只有9家存在正式协调，而且彼此之间存在显著的技术能力差距。全球范围内同步与中方同步管控灾难性风险，取决于中美两国是否会开展有意义的接触；9月24日领导人会晤，将是关键一役。

AI领袖之间日益增强的共识值得欢迎。接下来，公共部门的领导者必须全面加快步伐，行业也需加快推进有意义的第三方前沿模型准入，共同管控AI风险。

康斯坦丁诺斯·科迈蒂斯（Konstantinos Komaitis）与特里莎·雷（Trisha Ray）把同一底线说得更硬：科迈蒂斯直言自愿承诺替代不了独立监督、可衡量的阈值与越线后果，缺了这些，“减速”只会停在愿望；雷也认可诊断正确（能力跑得比治理机构快），却嫌“放缓而非叫停”的反应远远不够。

三人叠在一起，共识只有一句：企业把门推开，不代表门后有人接。共识薄得像一张请柬，落款签了，进门靠谁却没人写。

二、行业能否管好自己？网络安全可借鉴

大西洋理事会技术项目下属“网络治国术倡议”（Cyber Statecraft Initiative）主任萨法·沙万·爱德华兹（Safa Shahwan Edwards）表示，我们正陷入一个两难处境：AI工具越来越强，但治理机制跟不上，行业的激励结构相互错位，政府既没有足够的能力，也没有足够的意愿去推动配速或者制定安全标准。只靠行业几家企业松口说“愿意慢点”还不够，两个问题依然躲不开：

第一，行业真的能够自己管自己吗？

第二，那些被管了很多年的前辈领域，有没有什么经验能搬过来？

Anthropic已经单方面承诺，要请独立的“第三方评估员”驻场，但爱德华兹问得很直接：这些驻场的人，靠前沿实验室提供模型、信息与基础设施，他们真能独立监督吗？还是说，在企业纷纷采取保护主义动作的当下（比如Anthropic拒绝向英国AI安全研究院开放其模型），更需要以政策来保障评估员的准入权、独立性和权威性？

其次，如果指望民主国家AI企业加强彼此协调，那政策制定者与外部相关利益方，就得给这些国家的监督机构投钱、投人、投权威，不然政府连话语权都没有。

这些挑战放到全球层面会更加棘手，因为真正的协调需要建立信任措施（CBM），让政府与企业之间能更有效地打交道。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CE）、美国国务院等机构已在网络安全领域投入大量资源，开发和推广信任措施。

例如，OSCE的CBM 8里有一条：每个参与国都需指定一个国家网络安全联络人，网络事件发生后知道该找谁，这一件小事儿，对政企双方都有事半功倍的效果。那放到AI领域，CBM长什么样？现有的多边组织能否接得住？目前都还是问号。

三、AI安全取得重大突破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大西洋理事会技术项目下属数字取证研究实验室（DFRLab）常驻中国问题高级研究员肯顿·蒂博（Kenton Thibaut）认为，在9月下旬拟议的领导人会晤之前，中美正准备举行AI安全会谈，此时“放慢AI发展脚步”的呼声，核心都指向失控风险。

有强烈信号表明，中美对前沿风险存在共识。不过分析者认为关键障碍依然存在。尽管如此，狭窄但有意义的合作路径依然存在。8月的一场“一轨半”对话已打下部分基础，双方均同意有必要展开更多对话。中国的AI学者也撰文探讨了可能的合作方向，包括防范非国家行为体的滥用、共同制定规则，以及联合建设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和应急响应体系。

简言之，失控问题或许能为合作提供一个罕见的支点——前提是双方都能守住底线，不让AI安全沦为技术竞赛的又一条战线。

四、光“控速”不够，下一次Hugging Face事件怎么办？

地缘技术中心副主任特里莎·雷提到今年7月，近700个OpenAI的自主智能体，协同攻击了Hugging Face。随着这起事件的真实影响逐渐浮出水面，Anthropic和OpenAI双双承认：AI能力的进化速度，跑得比治理机构快。

这个诊断是对的，但药方——“控速而非叫停”，还不够。

如何让AI模型与人类的价值观和意图保持一致（术语叫“对齐”）上，投入严重不足，实验室自己的事故响应周期又太慢，根本无法替代外部强制监督。即便按照最乐观的估计，全球实验室、学界与政府在“对齐”研究上的总投入也不过处在数亿美元低位，而投在新AI能力开发上的资金是数百亿美元。

而且，AI安全经费自2024年以来一直下滑。生命未来研究所（Future of Life Institute）发布的2025年《AI安全指数》显示，在“存在性安全准备度”这一项上，没有一家主流实验室的评分高于D。

资源之外，再说另一件事：反应速度。Hugging Face入侵的行为可追溯到今年5月针对RubyGems软件包注册库的一次类似的智能体攻击——那一次无人上报，比Hugging Face事件早了整整两个月。仅就Hugging Face这一件事本身。OpenAI自己的遥测数据显示：从第一次出现异常智能体行为，到OpenAI反应过来“这跟Hugging Face被黑是一回事”，再通知Hugging Face——至少过了一周。然后，从披露，到真正搞明白“模型为什么会这样”，又花了大约一个月。

特里莎说，如果最懂这事的人都得花几周、几个月才能说清楚，如果最关键的前置事件能藏几个月不被发现、不被披露——那一套全靠企业自己实时自报、自诊的“控速机制”，就是空中楼阁。

驻场评估人员能把发现周期压短，但还得有政府撑腰的强制报告制度——规定多久之内先报个初步情况，多久之内交完整的根因报告。这才叫把时间线管住。

五、Anthropic这步棋，是科技行业史上最实在的透明承诺之一

DFRLab非常驻高级研究员埃默森·布鲁金（Emerson Brooking）则从另一头接话：他把阿莫迪请评估员进办公室，视为科技行业史上最实在的透明承诺之一，无先例可循。

这些评估员将常驻Anthropic办公室，按阿莫迪的说法，他们的“工作空间、工具和权限，跟公司内部风险评估团队差不多”。最接近的类比来自银行、核电与部分重工业，嵌入式评估员本就常见，但“常见”不等于“有效”。

布鲁金提醒评估员有陷入“文化俘获”的风险——不知不觉间，把被评估公司的利益置于自己对公共利益的责任之上。在AI政策领域，这一风险格外尖锐：最够格的AI评估员，几乎必然与他们要评判的公司有着密切的社会、财务和理念上的纽带。

六、速度该由谁定

大西洋理事会技术项目下属“民主+科技倡议”常驻高级研究员康斯坦丁诺斯·科迈蒂斯（Konstantinos Komaitis）最直接。AI大佬们一起喊停，信号意义很大。但真正的考验只有一个——这些承诺，能不能扛住当初把AI竞赛搞得这么凶的那股竞争压力？

自愿承诺是个信号，但代替不了三样东西：独立监督、可衡量的阈值，以及越线之后的后果。没这三样，“减速”无法落地。

他点出另一个被冷落的问题：美国与其盟友，到底有没有制度能力判断AI研发何时已不安全？大西洋理事会正在做的研究显示，全球AI安全和安全生态正在冒头，却高度不均。技术能力集中在少数国家手中，安全研究所和研究组织越建越多，但协调却没跟上。监管者管不了自己测不了、看不懂的东西。国际社会已在通过AI安全研究院与评估组织织网，在建设配套能力，但仍呈碎片化。

所以科迈蒂斯说，国际合作不是再设机构，而是要建一套分布式的AI安全基础设施：共享评估方法、通用报告标准、相互对接的测试能力，以及把技术能力辐射到前沿之外的国家。他认为这步应由美国牵头：当AI已成为国家安全与地缘博弈的变量，行业已无权决定它的速度。

因此，华盛顿必须做出抉择：安全承诺究竟停留在企业自愿表态的层面，还是纳入一个更宏大的、由可信监督与国际协调构成的框架。答案不是让AI停下来，而是建设一种能力——知道它该在何时、何地、为何慢下来。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城研观策 ，作者：城研观策

9月16日，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正式通航，首艘5000吨级货轮顺利启航，结束了西南腹地缺少本土江海直达出海通道的百年困境，或将重塑西南区域航运格局。100多年前，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提出以钦州为出海口的世纪构想，如今落地成真。

作为新中国首条国家级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人工运河，平陆运河精准破解了广西“近海不通海、沿海似内陆”的结构性矛盾，依托1600多公里海岸线区位优势，补齐江海直连航运短板，为西南区域能级跃迁、产业出海发展打开了全新战略空间。

01

时代坐标

西南出海的百年困境与战略机遇

西南区域的发展桎梏，核心不在于资源匮乏，而在于地理格局导致的开放错位。广西、川渝、云贵等西南省市，集聚了有色金属、建材、特色农产品等产业资源，紧邻东盟核心经贸市场，具备绝佳的外向型经济发展禀赋。但长期以来，江海航运体系割裂的短板，让西南的内陆产业资源无法高效出海，区位优势难以转化为产业优势与经济优势，区域发展潜力持续受限。

从国家战略维度看，西部陆海新通道是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核心抓手，也是中国深耕东盟市场、衔接东南亚产业链的关键载体。据海关总署公开数据，2026年上半年中国与东盟进出口总额达到4.34万亿元，同比增长18.2%，东盟连续6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持续扩容的双边贸易体量，亟需低成本、高效率、稳链路的出海物流通道作为支撑，传统航运模式的短板日益凸显。

作为西南地区距离东盟最近的出海口，北部湾港近年发展势头迅猛。据新华网报道，北部湾港集装箱吞吐量由2017年的228万标箱增长至2025年突破千万标箱，年均增长超20%，已然成为西部陆海新通道核心枢纽港口。但长期存在的江海不通、直连缺失问题，形成了“近海不临海、靠港难用港”的发展悖论。

在平陆运河开通前，西南内河货物出海的主流水运路径，是沿西江向东绕行珠三角，经广州港出海，不仅航程冗长、中转环节繁琐、装卸成本高、通航拥堵频发、运输时效不稳定，更直接催生了“广西货不走广西港”的行业常态。大量西南本地及腹地货源舍近求远，既造成北部湾港天然区位优势闲置，也大幅抬高了西南产业的外贸物流成本，制约区域外向型产业升级。

一边是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持续升温、产业出海需求激增，一边是传统物流链路低效滞后、江海直连通道缺失，供需错配的核心矛盾长期存在。平陆运河的通航落地，精准补齐西南江海联运短板，重构区域出海物流体系，成为破解西南百年发展困局的关键落子。

02

硬核基建

国家级工程的底层产业承载价值

超级基建能够重塑区域格局，核心不在于工程体量，而在于能否适配区域产业需求、夯实长期发展底座。平陆运河的落地，并非单纯的水利航运工程升级，而是立足西南产业出海需求、适配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的战略性基建补短板，所有工程参数均对应明确的区域发展价值。

据官方介绍，平陆运河是目前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南接钦州北部湾海域，干线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Ⅰ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相较于普通内河航道，高等级通航能力可全面适配西南有色金属、建材、化工品等大宗货物规模化出海需求，解决以往内河航道吨位不足、大宗货品通航受限的痛点，大幅提升区域航运承载上限。

地形落差是制约西南江海联通的核心自然壁垒。为攻克这一难题，平陆运河全线建成了马道、企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从起点到终点，水位落差达65米、相当于20多层楼高。其中，马道、企石枢纽均采用世界首创的三级池叠合式省水船闸技术，节水率超60%，三大枢纽年节水量超10亿立方米，相当于约70个西湖的蓄水量。

1项世界首创、4项世界之最、21项重大技术创新、申报220余项发明专利……从规划设计到施工质控，平陆运河为全球现代运河建设贡献了“中国方案”。

区别于传统全线开挖模式，平陆运河大部分利用原有河道裁弯取直、拓宽挖深，分水岭越岭段新开挖航道仅6.5公里，最大限度减少了土方工程与生态扰动。在保障船舶常态化平稳通航效率的同时，兼顾流域生态保护，实现工程效益与生态效益平衡。

项目2022年8月开工，2026年9月实现全线通航，建设周期约4年。整套高标准的航运硬件，为后续物流降本、产业集聚打下硬件底座；其成熟建设技术与运维模式，也可为国内跨流域江海联通工程提供可借鉴的实践范本。

03

价值重构

从物流降本到产业升级的全域蜕变

平陆运河带来的价值，绝非单一航运效率提升，而是物流链路、产业布局、区域协同、对外开放的全方位重构。短短134.2公里的航道，打通了西南内陆与海洋经济的壁垒，以物流变革为切入点，带动城市能级、产业生态、区域竞争格局的系统性升级。

物流革命：560公里航程带来的物流变革红利

物流降本增效是最直接、最确定性的红利。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西南地区从“内陆”变“沿海”。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其中，南宁临港产业集群受益匪浅，本地企业经运河出海，物流成本降幅可达30%-40%，极大提升属地产业的市场竞争力。

分场景来看，红利覆盖多类西南支柱产业。生鲜农产品领域，广西沃柑、芒果等特色农产品出口东南亚，绕行广州港耗时近半个月，转运损耗高、挤压利润；运河通航后从南宁港直达北部湾出海，运输时长压缩至3天以内，有效降低生鲜损耗，助力本地农产品开拓东南亚终端市场。

大宗工业货品领域，百色铝土矿、云贵建材、川渝零部件等大宗商品，水路单吨运费较陆运节约30%左右，运输时效近乎减半，有效缓解西南重工业原材料输入、成品外销的物流压力。跨境贸易场景下，越南永安港至广西贵港航线相比传统线路，运输时长可缩短5‑7天，中越跨境物流效率得到明显改善。

制度创新进一步释放航运价值。平陆运河落地全国首个“相当A级航区”标准，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内河船舶可合法靠泊海港码头，免去中转换证、二次装卸。南宁港外贸码头同步临时开放，实行“一次报关、江海直达”通关模式，简化跨境货运流程。通航首日，“南宁港—越南芹苴港”外贸航线、“南宁港—洋浦港”货运航线同步首航，西南常态化江海联运链路正式成型。

产业跃迁：从单一通道升级为全域经济带

通道红利最终体现为产业集聚与城市升级。依托江海联运优势，广西通过布局平陆运河经济带，构建“主脉抓龙头、支脉做配套，主脉强集群、支脉创特色”的产业分工体系，改变过去“通道过境、产业留不住”的局面，形成了放大版“前港后厂”的临港发展模式。

产业磁吸效应正逐步显现。位于运河起点的南宁六景工业园区，已落地比亚迪、太阳纸业、法国爱森化工等一批重点企业，培育形成高端造纸、绿色化工、船舶制造、电子信息等临港产业集群。其中，法国爱森集团投资15亿元的造纸化学品项目正在建设中，项目负责人表示：“平陆运河是我们作出投资决策的关键因素。”

龙头企业项目带动区域投资升温。今年1-7月，平陆运河经济带33个先导区域新签约项目448个，总投资约占全区总量的三分之一；其中，南宁市平陆运河经济带重点实施区域新签5000万元以上项目133个、总投资565.63亿元。出海口钦州集聚60家绿色石化企业，形成千亿级临港产业集群。

配套保障同步推进。广西联动云南、重庆等通道沿线省份举办多场货源对接会，累计超1500家企业参与；570艘符合通航标准的船舶已在海事部门登记备案；北部湾港完成13个泊位适应性改造，新增2000万吨江海联运吞吐能力。

平陆运河辐射效应并不局限广西。云南的绿色铝和高原农产品、贵州的光伏配套和茶叶、川渝的建材和汽车零部件，均可借助这条低成本江海通道对接东盟市场，推动西南内陆产业深度融入中国—东盟产业链、供应链，重塑西南区域协同发展与对外开放格局。

04

理性审视

通航红利背后的长期短板与现实挑战

平陆运河的通航，是西南区域发展的重大利好，但必须客观认识到：基建打通只是起点，格局重塑并非一蹴而就。运河红利的释放、经济带的成型、产业集群的培育都需要长期沉淀，当前区域发展仍面临多重现实挑战，切忌片面乐观、过度高估短期成效。

1、货运量培育的路径难题

长期以来，西南货物绕行珠三角出海的物流模式已形成成熟行业生态，货主选择、物流航线、合作链路的固化惯性难以快速扭转。业内专家指出，散货运输的稳定性与性价比，是检验运河降本成效、培育稳定货运量的核心试金石，短期内货运规模难以快速爆发。同时运河存在出海货多、返程货少的双向货流失衡问题，船舶空载率偏高，通航初期难以发挥全域航运效能。

2、产业培育的周期壁垒

平陆运河经济带从“通道经济”升级为“产业经济”，需要一个长期培育过程。当前沿线产业仍以基础加工、临港配套为主，高端制造、科创产业、现代服务业占比偏低，产业附加值与核心竞争力不足，距离成熟的现代化临港产业集群仍有明显差距，短期无法实现GDP爆发式增长。

3、区域竞争与协同短板突出

粤港澳大湾区港口集群凭借密集航线、完善配套、成熟外贸体系，具备极强竞争优势，短期内北部湾港在国际化服务能力、航线密度上难以比肩，货流分流需要长期博弈。同时广西与云贵川渝尚未形成成熟的货源共享、利益分配、产业分工机制，跨区域行政壁垒，制约了平陆运河经济带全域联动发展。

4、生态运维与运营成本的长期约束

运河通航改变了钦江流域原有的水文生态，红树林保护、鱼类洄游通道维护、流域水质管控、沿岸生态修复等工作需长期推进，运维成本居高不下。按照政策安排，2027年1月1日至2031年9月30日，船舶过闸费试行收费标准为1.0元/总吨·次（2026年内暂免征）。虽然收费标准低，但在物流市场充分竞争的背景下，或将影响中小货主与物流企业的选择，后续对货运量增速、产业落地的影响仍需持续观察。

平陆运河通航，不只是一项超级工程落成，更是中国区域发展逻辑迭代的重要缩影：国内开放格局正式告别沿海地区独享海洋红利的阶段，迈入内陆向海、东西协同、全域开放的新时代，让西南腹地拥有了首条无需绕行的本土直达出海大通道。

基建打通是格局重塑的起点，而非终点。纵观古今运河经济发展规律，河道通航决定货流规模，产业生态决定发展上限。运河带来的物流降本、航运便利是短期确定性红利，而红利能否持续释放、真正转化为区域竞争力，仍取决于后续产业扎根集聚、港口配套升级、跨区域协同与生态长效运维。长远来看，这条世纪运河，将持续赋能西南城市能级迭代、产业转型升级与区域高质量发展。

-THE END-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数智奔流 ，作者：艾题

9月18日，一名开发者在清理电脑时发现，智谱旗下AI编程工具ZCode曾生成并上传加密代码包。相关报道显示，该压缩包约313MB，包含项目代码及Git历史记录，上传失败记录达到数百次。

这场风波很快从开发者社区烧到了企业端。

智谱随后回应称，问题源于ZCode默认开启的“代码库索引”功能。该功能原本用于支持历史版本恢复、版本回退及Repo Wiki，但在生成知识库页面时，可能触发代码仓库数据上传。

智谱称，上传数据只用于生成页面，完成后会被销毁，并已完成修复。但用户并没有完全接受这个解释。

9月19日，太原承明科技有限公司公开向智谱发函，要求说明数据上传范围、存储位置、删除情况、责任主体以及是否存在境外传输等问题。

该公司称，其6个工作区、约3.45万个文件、约425MB数据曾被上传，其中包括源代码、系统架构、数据库口令、云服务凭证和员工信息。

这些说法目前仍是相关企业和开发者的公开指控，尚未有可信的公开结论。但它已经足够让ZCode陷入信任危机。

毕竟对AI编程工具而言，代码不是普通用户内容，而是企业最核心的生产资料。

开源版本的AB面

智谱在9月18日道歉后，很快承诺开源ZCode代码库，并引入第三方审查。

9月21日，智谱进一步宣布完成整改，称已正式开源ZCode，并邀请中国信通院和绿盟科技进行审计。智谱披露的审计结果显示，相关阿里云OSS存储桶及数据对象已经删除，ZCode 3.14.0版本移除了Repo Wiki功能以及本地仓库快照生成和上传链路。

开源当然是积极动作，很快就在社区拿下3.4K的星标收藏数量。

但随后有开发者发现GitHub上的开源版本，与官网提供的下载版本并不完全一致，开源仓库的NOTICE文件也提示，开源构建不保证包含官方产品的全部功能和活动政策。

在社媒上，有开发者直言，这次ZCode开源更像“一次灾难”：开源仓库不仅缺少完整的版本历史，还被质疑与线上版本不一致，甚至关闭了Issues区。有网友在下面评论吐槽说：

“偷用户代码要Git历史，自己开源不给Git历史，人才人才。”

这句话虽然刻薄，却点中了争议的核心。

ZCode此次面对的不是普通产品Bug，而是用户担心代码、Git历史、密钥和项目文件被上传。既然争议来自代码处理链路，那么开发者自然会希望看到完整的版本记录、提交历史、构建方式和网络请求。

当然有开发者指出，官方开源版本不包含Computer Use、PPT插件等功能是正常的。他们认为，真正构成ZCode商业护城河的，可能正是这些尚未开放的官方插件和Harness能力。

商业软件保留部分闭源功能，并不罕见。商业软件普遍存在开源核心、闭源服务和不同发行版本。但开源的边界在哪里？官网发行版与GitHub版本是否同源？二者的版本号、构建过程和网络请求是否一致？

仓促宣布开源应对风波的智谱，或许还没有做好准备。

ZCode风波之所以牵动市场，也与智谱当前的商业阶段有关。此次风波发生在智谱最需要扩大开发者和企业用户的时候。

2025年，智谱还主要依靠本地化部署收入；到了2026年上半年，开放平台及API已经成为绝对主力。收入从一次性交付转向持续调用，本质上意味着更多企业数据进入智谱的云端体系。

这既是商业模式的升级，也是合规风险的放大。

在本地化部署阶段，数据主要留在客户自己的环境中，智谱卖的是模型和服务；在API和Agent阶段，模型开始进入客户的工作流，数据、权限和业务系统都成为产品的一部分。

因此，数据治理不是技术问题，也是收入模式增长的一部分。

智谱现在有足够的资金继续训练下一代模型，也有足够的研发投入保持GLM迭代。但在企业AI市场，资金可以买来算力，却买不回一份已经被客户怀疑过的数据安全承诺。

进攻期的智谱不允许摔跤

智谱并不是一家已经实现稳定盈利的成熟软件公司。2025年，公司实现收入7.24亿元，同比增长131.9%；毛利2.97亿元，但全年亏损达到47.18亿元，研发开支31.80亿元，经调整净亏损31.82亿元。

到了2026年上半年，智谱收入进一步增长至9.54亿元，同比增长399.7%；开放平台及API业务收入达到8.25亿元，占总收入86.5%。公司同期研发开支21.31亿元，期内亏损20.72亿元，经调整净亏损19.64亿元

数字的两面性非常明显。

一方面，智谱的收入正在爆发，业务结构也从本地化部署转向云端调用和API服务。另一方面，研发投入依然远高于收入，算力成本正在成为商业化扩张的主要账单。

2026年上半年，智谱计算服务费达到约7.02亿元，同比增长635.4%。截至6月底，公司账面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约39.94亿元，但计算服务费等预付款已经达到约12.44亿元。

这说明，智谱的钱正在以很快的速度被模型训练、推理服务和算力基础设施消耗掉。

9月13日，智谱又宣布拟配售新H股并发行零息可转债，合计募资规模超过393亿港元。其中约60%将用于下一代GLM基础模型、Fully Self Training体系以及训练和推理算力，约15%用于业务拓展、战略投资和潜在并购。

这是一笔极具进攻性的融资。

智谱正在为下一代模型抢算力、抢人才、抢研发周期，也说明公司短期内仍然没有从“烧钱训练模型”切换到“靠模型稳定赚钱”。

因此，ZCode的意义并不只是一个编程工具是否出问题。

它是智谱从模型公司走向平台公司的一个入口，也是API收入、开发者生态和模型训练数据的重要触点。

如果这个入口失去信任，受到影响的可能不只是ZCode本身，还包括智谱正在快速扩张的云端业务。

8月31日的中期业绩沟通会上，智谱创始人唐杰回应了市场关于“只会后训练”的质疑。

他的解释是，模型规模不能只看参数量，还要综合考虑训练数据、算力资源以及不同训练阶段的边际收益。智谱下一代基座模型仍会扩大规模，同时推进更长上下文、原生多模态和自进化能力。

智谱在中期业绩公告中则将模型能力划分为“Chat—Coding—Agent—Co-work—Autonomous AI”五个阶段，并试图完成一条商业化叙事：

从卖模型，到卖调用量，再到卖订阅，最终卖端到端的任务结果。

这套逻辑并非没有道理。

模型越强，能够承接的任务越复杂，客户愿意为结果支付的价格也越高。AI编程是一个相对理想的突破口，因为代码能运行、测试能通过、漏洞能否修复，都可以形成相对清晰的反馈。

但模型越接近真实工作流，拥有的权限也越大。

从聊天机器人到编程Agent，决定产品价值的不只是模型智力，还包括它能读取什么、上传什么、调用什么、删除什么，以及用户能否随时知道这些动作正在发生。

这恰恰是智谱当前叙事中相对薄弱的一环。

公司在谈“自进化”，用户却在问“代码去哪了”；公司在谈模型的智能上界，企业客户却在确认“谁能看到我的仓库”。

二者之间，出现了一道明显的落差。

9月21日，唐杰本人还被报道在小红书发起投诉，要求删除涉及“偷代码”“抄袭”等表述的帖子。

从法律角度看，企业或个人对不实信息提出投诉并不奇怪。但这进一步把一场产品安全争议，推向了创始人个人与开发者社区之间的舆论对抗。

对于一家大模型公司来说，最有效的回应通常不是要求公众相信，而是让公众可以验证。

开源正在成为竞争武器

ZCode面对的竞争，也不只是Cursor、Claude Code、GitHub Copilot等海外产品。

国内厂商正在把AI编程工具做成模型公司争夺开发者的前线。阿里有Qoder，字节有Trae，腾讯、百度和MiniMax也都在加码Coding Agent。

9月18日，MiniMax开源了MiniMax Code。其GitHub仓库显示，该工具支持使用MiniMax模型，也支持用户接入自己的模型和API，并提供插件、搜索和终端工作流。

ZCode的开源，则是在数据争议发生之后作出的回应。

这意味着，开源在这里已经不只是技术路线，也开始成为一种商业竞争语言：

谁能让开发者更容易检查代码，谁就更容易获得信任；

谁允许用户自带模型、私有部署或关闭数据留存，谁就更容易进入企业场景；

谁能把安全边界写进默认设置，而不是写进免责声明，谁才更接近真正的企业级产品。

智谱的GitHub仓库显示，ZCode包含桌面应用、后端服务、共享UI以及Agent CLI和运行时源码，并采用Apache 2.0许可证。

但对企业客户而言，开源只是第一步。

真正值得关心的是，开源代码是否对应官网发行包，发行包是否可以复现，网络请求是否透明，数据是否经过默认加密，删除是否可以被第三方验证。

如果这些环节没有打通，开源就只能解决“看不看得到代码”的问题，不能解决“代码到底去了哪里”的问题。

智谱并不是没有机会。

相反，它拥有模型、算力、资本和开发者生态，也已经证明GLM能够快速把技术能力转化为收入增长。

但大模型行业正在进入下一阶段：比拼的已经不只是模型谁更聪明，而是谁能让用户放心把真实工作交出去。

对智谱而言，ZCode这次风波最重要的教训可能是：

模型可以靠迭代变强，产品可以靠更新修复，但信任一旦被默认权限击穿，就只能靠一次次可验证的透明度重新建立。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飞常洞察 ，作者：防冷涂的蜡

2026年8月，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与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2026中国自有品牌发展报告》：中国商超自有品牌销售额渗透率约为8%，已有40%的消费者愿意购买。报告预计，未来五年，自有品牌渗透率有望升至20%—30%。从牛奶、果汁到烘焙、日用品，越来越多商品开始被放到零售商自己的品牌之下。

商超持续增加自有品牌，背后有一笔直接的经济账。零售商参与产品定义并直接连接制造端，可以压缩部分品牌营销和经销分销环节，让消费者获得更低价格，也让商超分享到更多商品利润。

但头部零售商最终形成的商品结构并不相同。《经济观察报》今年8月报道，奥乐齐在中国的自有品牌占比已经超过90%；盒马鲜生约为35%—40%。盒马还经历过一次明显调整：商品数量曾一度压缩至约1800个SKU，此后又重新扩充到约6000个。

同样都在强化自有品牌，一家做到九成，一家维持在四成左右。自有品牌的利润优势，为什么没有让商超走向同一种货架模式？

自有品牌先改写商品利润

一件品牌商品进入超市之前，已经经过研发、生产、包装、营销和经销分销等环节。品牌商确定产品、建立消费者认知，经销体系组织铺货，零售商完成终端销售。消费者支付的价格，需要覆盖这套分工的成本，也要留下各个环节的利润。

自有品牌改变了其中一部分分工。零售商根据销售、会员和消费数据判断需求，直接向制造商提出规格、配方与价格要求，再通过自己的门店和线上渠道完成销售。已有客流承担了部分推广功能，工厂与货架之间的链条也随之缩短。

省下来的钱可以用于降价、改善原料，也可以留作零售商的商品毛利。消费者支付更低价格、商超仍有机会扩大商品利润空间，这正是自有品牌最有吸引力的一笔账。

用一组简单的情景测算看这笔账。假设一件品牌商品售价100元，零售商采购成本75元，单件毛利25元；同等品质的自有品牌，采购成本降至55元，售价降至85元，单件毛利提高到30元。采购成本减少20元，其中15元让给消费者，5元成为零售商增加的毛利。

图1采购成本的节省，分配给消费者与零售商

自有品牌的经济价值，首先来自商品价值链的重新分配。零售商参与产品定义和供应链组织以后，可以取得原来留在品牌与分销环节的一部分收益，消费者则通过降价获得其中一部分。

但新增毛利还不是净利润。品牌商原来承担的一部分产品开发、检测、供应商管理和库存责任，也会进入零售商自己的经营体系。多出来的利润最终能留下多少，要继续看这些成本怎样被消化。

多出来的利润，要靠单品规模分摊

开发一款自有品牌商品，需要确定原料、配方和规格，完成打样、包材设计与检测；供应商还要按照渠道要求调整采购和生产计划。新品上市以后，库存、滞销和淘汰成本也更多落到零售商自己身上。

这些投入有一个共同特点：不少成本发生在第一件商品售出之前，需要靠后续销量摊薄。《经济观察报》采访的一家乳企提到，渠道定制通常会对蛋白质含量、奶源和包装规格提出要求。如果预订量不足，即使只是增加一个新口味，也可能重新采购原料，供应链成本随之增加。另一家为盒马代工的农产品企业，则直接把单笔成交金额10万元设为接单门槛，并表示代工产品毛利率比自主品牌低近20个百分点。

自有品牌真正的规模经济，最终要落实到每一个SKU的持续销量上。全国性品牌可以把同一款商品卖给多个渠道，用更广的销售网络消化开发投入；商超自有品牌主要依靠自己的渠道，整体销售额只有分配到具体商品以后，才会变成供应商实际收到的订单。

精简重复商品，会改变这笔订单的分配。同一种需求下，如果货架同时摆着十几款功能接近的商品，销量会被分散到不同SKU；如果只保留少数核心商品，需求更容易集中。再把不同门店的销量汇总起来，单品采购量进一步扩大，原料和包材采购更稳定，生产线切换减少，开发和检测费用也能被更多销量分摊。

奥乐齐的商品结构适合这种集中。2024年接受《每日经济新闻》采访时，奥乐齐介绍，其在中国经营约1800—2000个SKU，其中精选约1500个满足日常生活必需。它覆盖多个生活品类，同时控制每个细分类目里的选择数量。有限选择把高频需求集中到核心商品，重复购买支撑持续订单，订单规模再帮助摊薄开发和生产成本。

规模之外，补货节奏同样重要。采购成本可以随着订单扩大下降，但过量采购造成的折价和损耗，并不会自动消失。只有持续动销、稳定补货和库存周转同时成立，规模优势才会真正转化为经营收益。

自有品牌与少SKU由此形成配合：商品越集中，开发和制造成本越容易摊薄；自有品牌比例越高，零售商又越能统一规格、采购和定价，把更多需求继续集中到核心货盘。沿着这条路径继续推演，少SKU、高自有品牌似乎总能带来更高效率，但删掉一个商品，还要计算它离开货架之后损失了什么。

货架替换还有一笔机会成本

成熟品牌已经完成了一部分消费者认知建设。消费者熟悉它的口味、规格和使用效果，进入门店以后可以直接购买。零售商采购这类商品，也同时获得了已经存在的需求，省去一部分新品试错和销售解释。

评价这样的商品，毛利率只是起点。同一时期内，销售额与毛利率共同决定毛利额；库存占用和补货速度影响资金效率。一款毛利率较低、持续动销的商品，仍然可能比高毛利但销量有限的自有品牌贡献更多利润。

品牌的价值还会延伸到整次购物。消费者可能为了熟悉的商品进入门店，再顺带购买蔬菜、水果和日用品；特色品牌、新口味和不同价格带，也给消费者提供新的选择。对于强调新品和丰富度的零售业态，外部供应商还能分担一部分商品开发任务，让零售商把人员、时间和试错预算集中在更有优势的品类。

永辉过去就遇到过类似问题。公司管理层在2025年的采访中回顾，此前自有品牌开发一度强调SKU数量，几乎每个品类都希望做自己的商品，但部分产品缺乏竞争力。即使总部要求门店给予更好的陈列位置，门店的推广意愿也不高。后来，商品能不能进入端头和堆头，重新更多地由实际动销决定。

新增自有品牌创造的价值，要高于被它替代的SKU原来创造的价值。前一张账解决“开发和制造成本能不能摊下来”，这一张账解决“值不值得占掉这个位置”。两笔账放在一起，自有品牌的合理比例才有了边界。

90%与40%，对应两种货架模型

把前面的两笔账合在一起，自有品牌比例主要受两个变量影响：

一是单SKU能够形成多大的规模收益；

二是第三方商品继续留在货架上能够增加多少经营价值。消费者认知、特色供给、新品能力和品类丰富度，都属于后一项价值。

奥乐齐把大量高频生活需求放进有限选择里，由零售商先完成筛选。消费者接受这套组合，购买就更容易集中到门店选定的商品上。在一个需求已经被充分覆盖的细分类目中，继续增加功能接近的品牌，新增选择价值有限，却会重新分散核心商品销量。高比例自有品牌则可以围绕共同的价格与品质目标组织配方、规格、包装和采购，再把订单集中到核心供应商和单品上。超过90%的占比，与有限SKU、硬折扣和大单品采购处在同一套经营体系里。

盒马鲜生给商品丰富度留下了更高权重。它曾经把SKU压缩到约1800个，此后又重新扩充到约6000个。更多商品承接了不同口味、加工食品、价格带和消费场景；成熟品牌与特色供应商能够持续补充货盘，自有品牌则集中在盒马更愿意参与产品定义、能够形成差异化的领域。

分品类数据能更直观地看到这种组合。2026年8月，《经济观察报》对盒马App抽样统计：果汁饮料74款商品中，自有品牌53款，占71.6%；鲜奶18款中有9款，占50%；精酿、鲜啤19款中有8款，占42.1%。同一家盒马，不同品类的自有品牌占比已经明显不同。

图2自有品牌在不同品类承担不同的供给任务

较高的果汁占比与更多外部啤酒商品，可以同时出现在同一家零售商的货架上。部分品类适合集中开发、扩大订单，另一些品类则更需要保留供应来源和新品选择。全店约四成的自有品牌占比，是这些品类决策汇总后的结果。

同属盒马体系的超盒算NB又提供了一个对照。2026年7月的报道显示，它经营约1500个SKU，自有品牌占比约60%，选品聚焦社区高频需求。相同的供应链组织能力，服务不同业态时，可以形成完全不同的商品组合。

图3相同的供应链组织方式，可以服务不同的商品组合

奥乐齐把更多货架价值集中在单品效率上，盒马鲜生给新品和商品丰富度保留了更多空间。90%与40%并不是同一条路径上的不同进度，而是不同客群、购物任务和商品组合共同形成的结果。

货架重估，压力转向可替代商品

自有品牌继续扩张以后，商超对货架的评价方式会进一步变化。过去面对品牌商的报价，零售商主要决定采购多少、怎样陈列；当它能够直接参与产品定义和组织生产以后，同一个货架位置就多了一种选择：继续采购外部品牌，或者用自己的供应链重新做一款。

重复SKU会先退出。当零售商同时计算采购规模和货架产出，功能相近、销量分散的商品需要重新接受比较。腾出的订单和陈列资源，可以用于扩大核心商品，也可以留给真正能够带来新需求的产品。商品数量的增减会更贴近经营任务：同一个品类里减少重复选择，同时在新的口味、场景和价格带上继续增加供给。

自有品牌会从铺数量转向形成持续销量。每个品类都安排几款自己的商品，很容易扩大管理复杂度。开发资源会更集中到需求持续、复购明确，而且零售商能够通过产品定义或供应链合作取得优势的领域。上新数量之外，商品团队还要看订单能否持续扩大、库存能否快速周转，以及扣除开发和损耗后最终留下多少收益。

压力更大的是缺乏独立购买理由的品牌SKU。消费者认知强、创新能力突出的品牌，仍然能够提供零售商难以替代的需求；规模较小但拥有特色产品的供应商，也可以凭借独特供给获得位置。真正容易被挤压的，是功能与同类高度重合、消费者不会主动寻找、品质和价格又缺少明显差异的商品。

自有品牌增长带来的变化，最终会表现为货架价值的重新排序。一端是零售商依靠规模和供应链能力打造的核心商品，另一端是消费者仍然愿意主动寻找的强品牌；夹在中间的大量同质化SKU，会面对更直接的货架竞争。

奥乐齐超过90%，盒马鲜生约四成，看上去只是两个自有品牌比例，背后对应的是两套不同的商品组织方式。前者通过有限选择集中需求，用规模继续强化低价效率；后者保留更多外部供给，用一部分集中度交换新品和丰富度。

对商超来说，自有品牌占比最终只是结果。真正决定竞争力的，是有限货架上的每一个SKU，能够创造多少毛利、实现怎样的周转，以及给消费者提供多少价值。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科创日报 ，作者：黄心怡，原文标题：《6G关键技术迈入系统化验证！》

近日，中国移动与高通成功完成了全球首个符合3GPP定义的U6G频段6G原型基站与终端原型的对接测试，标志着6G关键技术从研究迈入系统化验证的新阶段。

政策层面，中国工信部在9月印发的《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中，明确将“研制6G智能手机”列为增强产业链韧性的具体任务，并要求基于开源鸿蒙等系统，研发支持智能体通信、环境感知等原生6G能力的终端。这意味着6G终端不仅是一个通信工具，更被赋予了智能体交互和环境感知的原生能力，从政策高度确立了6G终端的发展方向。

Omdia电信战略高级首席分析师杨光对《科创板日报》表示，最近一年全球6G发展有加速迹象，正从技术研究向标准化、产业化阶段转变，主要动力来自政策牵引。美国已明确计划在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进行6G演示性部署，展现6G网络能力及典型应用案例。

“考虑到当前大国科技竞赛的背景，国内动作只会更快。”杨光称。工信部已向MT2030（6G）推进组分配实验频率，并组织中央和地方省部协同推进6G创新；国资委也牵头各央企，包括通信央企和垂直行业央企，共同推动6G创新发展。这些信号表明，6G已成为下一代通信网的核心议题。

按照IMT-2030（6G）推进组和3GPP的工作时间表，6G的首个标准版本预计在2028年前后冻结，2030年左右启动商用。2026年正处于从需求研究向技术方案收敛的关键过渡期。这意味着，未来两年内，6G场景定义、关键能力指标、技术筛选等一系列核心决策将陆续落定，而谁能为这些决策提供最具说服力的应用验证和产业输入，谁就将在标准博弈中握有更大主动权。

▍智能体将成6G网络使用主力

OPPO蜂窝技术专家沈嘉表示，6G在基本物理层传输技术上仍大量沿用5G技术，但在几个关键方面将与5G形成明显差异。

首先是AI的应用。这既涉及无线传输，也涉及应用层，例如意图识别或语音通信，这是终端侧非常关注的领域。沈嘉认为，从4G主要面向人对多媒体互联网的使用，到5G的千行百业，网络服务的对象仍以非智能机器或人的多媒体为主；而到6G，使用网络的主体将发生巨大变化，智能体对6G网络的使用将占据很大比例。在6G真正大规模应用后，短则四五年、长则七八年，6G网络上智能体之间的数据传输容量可能会远超人类。

“以后虽然买了一部手机，但不一定完全是人类用，它可能首先是一个智能体的家。你睡觉的时候，手机里装的智能体可能还在和其他智能体做大量交流，产生很多流量。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沈嘉称。

沈嘉总结道：“未来十年，5G、6G的通信处理将融入AI处理的大架构中，预计80%至90%的算力用于AI业务，仅需10%至20%处理5G、6G通信。”

其次，真正的空天通信或卫星通信可能在6G时代进入手机。“5G在原始设计时没有考虑卫星通信，是后期版本打补丁设计进去，而6G渴望从原生基础上设计空天融合技术，提供的性能会更好。”沈嘉提到。

第三，6G或将拥有原生的较为节能的技术，让6G网络和终端比5G更节能。“这能实实在在解决痛点问题，比如终端续航、网络侧运营商节能问题。当然还有感知，终端上能做感知的新应用，但6G的感知如果能大规模使用，首先还是在网络侧，6G网络使用的感知会比较多。”

▍市场需求牵引6G发展

6G的应用前景可以概括为：从“万物互联”升级到“万物智联”，成为能感知、能计算、能智能协同的数字底座。它不只是网速更快，而是把通信、感知、计算、智能融合在一起，重点服务低空经济、工业制造、具身智能这些新场景。

然而，挑战同样明显。当前全球6G统一标准尚未最终确定，技术路线仍在收敛过程中，后续还需多轮技术验证与迭代优化。早期6G芯片样品在功耗和发热控制上仍面临巨大挑战。目前6G手机仍处于早期研发与原型验证阶段，普通消费者能买到的成熟商用6G手机，业界共识是最早要到2030年之后，距离真正上市还有数年时间。

Omdia电信战略高级首席分析师杨光提醒，新的通信系统成功与否，最终取决于能否满足市场需求。“目前来看，6G的市场需求并不非常明确，讨论出的典型应用场景也还不那么有说服力，和5G早期类似，大家有美好想象，但能否真正落地尚不清楚。”

他认为，为保证6G未来商业成功，在推动技术研发和商用实验的同时，需要更加关注应用案例、应用场景以及实际商业模式的发展。好在6G的很多关键技术已在5G-A中有所呈现，5G-A可以作为6G的实验床或平台，尝试有益探索，发挥更好作用。

总体来看，6G离商用正在提速，但距离真正成熟上市仍有数年时间。政策、标准、芯片、终端、应用场景都在加速推进。6G不仅是通信技术的升级，更是网络使用主体、终端形态和产业生态的一次深刻变革。在政策牵引和技术演进的双重驱动下，6G正从愿景走向现实，但唯有真正满足市场需求，才能实现长期商业成功。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Internet Law Review ，作者：张颖

2026年，中国消费级智能体正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一方面，技术已经足够成熟，理论上只要用户一句话，智能体就能够跨App进行操作，替代用户订购产品、支付定金、使用社交媒体、发送邮件等；另一方面，这种互操作性需要广泛的权限，智能体每多跨一个App，就多一层“谁同意”的问题。智能体若要有长足发展，除了技术突破，还需要赢得用户的同意和信任、整个App生态的放开和支持。

为此，智能体需要打破终端操作系统在前20年来构建起来的安全边界。

2025年12月，字节跳动与中兴联合发布的首款预览版豆包手机，一石激起千层浪。之后，其他科技公司纷纷尝试将AI与自身生态系统融合，包括支付宝、微信都开始用AI智能体改造原有的超级应用。而2026年9月14日努比亚正式发售了配备豆包AI助手的NaviX Ultra智能手机，并同步发布行业标准——屏幕自动化执行协议（SAEP）。

至此，支付宝、微信、豆包二代构成了2026年国内手机智能体最值得观察的三条路线。他们用产品设计来回应“跨App需要什么样的权限”这个problem，试图建立行业标准，而这些标准以既趋同又分歧的方式出现。

一、支付宝：“双轨”和“一键切换”提效

支付宝的核心价值在于“办事”。为了快速打通服务闭环，支付宝2026年6月推出的阿宝采用了“整体切换”模式，其对“办事效率”的追求和优先级都大于微信所强调的“授权”。

从开发者的角度，支付宝采用了“双轨制”。对于支付宝来说，其生态中百万小程序不可能一夜改造完成，因此它将接入AI做成了类似于“默认”的模式——将所有服务纳入了智能体调用范围：部分走在前面的商家将其服务封装成MCP/Skill，阿宝通过接口能够获得明确的“能调用什么、返回什么、哪一步需要确认”的授权范围；而对于未接入MCP的商家，当用户在AI版提出需求并授权之后，阿宝用GUI读屏来理解界面、模拟点击，跑完小程序的全流程。

而在用户侧，支付宝可以整体一键切换AI版，在阿宝的“工作环境中”，用户是默认统一授权调用所有小程序服务——读取账单、订单、民生缴费记录。用户如果想要限制阿宝的工作岗位，必须手动进入设置当中，逐一关闭相应的授权。这换来了更快的AI体验——用户不用研究复杂设置，说句话就能办事。但代价是，大多数普通用户不会主动进入设置关闭权限，相当于在不那么知情的状态下就开放了自己的消费数据。

当然，对于支付、资金、医保等敏感操作方面，阿宝选择退守，需要用户的单独同意和确认。从法律来看，这对应着“敏感信息处理+资金指令”的双重谨慎。

综上，阿宝对“授权”的理解是：用户的指令，有时优先于商家的预设同意。当用户希望阿宝调用某个尚未改造的小程序时，阿宝通过GUI读屏技术优先响应用户需求，而非等待商家先开放接口。在这里，商家的授权不是用户指令的前提，而是被纳入用户指令的范围之内——用户说“帮我办这件事”，阿宝就去办，商家的小程序是在这个指令下被动配合，而不是反过来先等商家点头。

而对于未主动授权改造的商家，没有选择“不被AI读屏”的权利，除非主动去后台声明或改造接口。短期内这换来了用户体验的提升，但长期看是否会激化平台与商家的矛盾，还有待观察。

二、微信：小微把“许可”前置

与支付宝更多定位于“办事”不同，作为强社交属性的微信来说，看它的智能体，不能只看它“会做什么”，更要看它“不做什么”。

同在6月，小微上线前后，微信的节奏非常清晰：先让开发者选择是否“接入”，再让用户授选择是否“授权”，最后，主动将支付、发朋友圈、群发消息这类高风险行为留给用户自己操作和确认。

6月8日，微信先发布《关于开发者接入微信AI生态的指引》，给小程序开发者两种接入方式：“自动模式”由平台从现有页面提炼能力，“开发模式”由开发者自己把服务封装成可悲小微调用的能力。美团、京东、携程、得物等头部平台随后接入。

这一步的关键不在于“小微能调用谁”，而是“开发者先决定开放什么”；第三方App不是被默认拖进智能体的调用范围，而是自行决定是否启用、哪些页面可被调用、哪些数据不外出。它的法律价值不在“多一道手续”，而是大大减少了摩擦，并且把责任边界更加清晰化。

而在用户侧，小微表现出更加谨慎。6月17日推出的“AI专属卡”，相当于给小微设立了一个独立小钱包，额度、场景都需要用户自行设定。小微可以自行推荐商品、生成订单，但扣款、输密码、生物识别都必须回到用户本人。6月20日小微叠加了更多社交功能，多个实测提到：小微可以帮写文案，但会“拒绝”发朋友圈、群发消息。这不是技术达不到，而是产品主动选择“退出”替人“表达”。

值得注意的是，小微默认关闭所有跨场景数据调用。用户若想使用小微调度小程序，必须主动授权。

从整体看，微信对小微行动范围的界定，可看作一个三层嵌套结构：开发者同意是第一道闸；用户同意是第二道闸；而小微主动“不做”的那部分是第三道，也是最关键的一道。前两道的重叠决定其“能做什么”，第三道闸决定“绝对不做什么”。小微的实际边界是开发者许可和用户授权交集再减去微信主动放弃的那个部分，这套“减法”一定程度上尊重了熟人关系的关键价值依托——“真人主体”。

从产品形态看，至少在当下阶段，微信决意用“辅助但不代劳”来夯实用户对微信乃至对小微的信任；从法律风险管理来看，这也避免把“用户意思表示”委托给智能体后产生侵权或合同效力的争议。从商业角度看，微信已表示正在与五家主流手机厂商合作推出A2A助手能力，并采用双重授权来保障安全和隐私，但这在商业领域能否迎来应用大爆发，还有待观察。

三、豆包二代SAEP：用“声明”改造系统级权限

豆包的特殊性在于其所处的“位置”。微信和支付宝的智能体都住在各自的超级App中，能调用的主要是自有生态或已对接的第三方。而努比亚手机中的豆包助手是存在于更底层的操作系统层面，而且用户购买豆包手机并开启操作手机，很大程度上就是为其跨App功能买单。因此理论上它可面向全机所有App进行意图理解、页面识别和执行操作，其范围大大超过微信和支付宝的生态圈。

但基于一代所引发的巨大争议，豆包二代没有选择微信的“默认不调用”模式，也没有走支付宝的“默认调用”模式，而是走了一条中间道路：用屏幕自动化执行协议（SAEP）和30天公示，主动收窄了代操作范围，且将应用内AI操作的“否决权”（而非主动的决策权）交还给第三方开发者，这相对第一代而言已是进步。

从技术来说，豆包走的也是“双轨制”，已改造App使用MCP、跨Agent协利用A2A，没有接口的App再使用GUI的屏幕识别、模拟点击来实现。但与支付宝不同，豆包的GUI对象不只是自身生态中合作方，而是全机第三方，所以更需要“被操作方”的许可，而不仅仅是用户的一句话。

由此，SAEP中给第三方在3个层面上7个具体的选择：第三方可以在整个应用、指定的页面、指定的业务意图三个层面上进行授权/限制，具体的操作包括全局禁用、特定页面禁用、禁止截图/模拟输入、禁止内容修改、限制内容发布、限制删除、限制领取权益等。

在9月14日开始的30天公示期之内，豆包只会为三类应用开放端到端任务执行：原生系统应用、字节跳动自有应用以及通过协议明确同意集成的第三方App，目前已接入曹操出行、地图、汽水音乐、飞书等服务；其余App“默认不操作”；公示期满之后，对未回复、未接入、未明确拒绝的第三方，按照风险层级逐步放开，而对于“明确拒绝”的永不操作。

可以看到，关于“同意”的方式，微信把“同意”的权利交给开发者，被动等待其许可；豆包把“拒绝”的权利交给开发者，主动预设了智能体调用可行——两种权利的起点，决定了智能体能动范畴的根本差异，还可能导致一种信息差：同样是“不回应”，前者对开发者是信息对称的安全区，后者却可能落入信息不对称、权益不确定的灰色地带。

总体而言，豆包的SAEP把“开发者可拒”制度化。相较于一代的“默认”，二代把智能体操作App从AI/手机厂商单方技术能力，变成App开发者可参与决策的系统规则。

豆包的SAEP已经在现有条件下实现较为细致的授权，因此不能将其简单地说成“对方不拒绝＝全权同意”，而是可以看作是“有期限的、有风险分级的柔性选择退出机制”。

但这里仍存在一个微妙的张力：SAEP本身的法律性质和具体效力到底是什么？法律上，沉默能否被视为同意，并不是确定的。《民法典》第140条第2款规定，沉默只有在法律规定、当事人约定或者符合交易习惯时，方可视为意思表示。SAEP的“未反对逐步开放”若要站得住脚，关键在于：公示是否充分、拒绝是否零成本，以及这种自动化对被操作方究竟是增益还是减损。当既有界面被接管、入口被改变、流量和数据流向被重新分配时，以“未反对”来推定同意，确实需要格外慎重。这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商业伦理和平台权力边界是否能在行业内达成共识的问题。

30天公示期过后，这一张力或许会随着豆包能力边界的扩展而逐渐浮出水面。

四、结论

放眼全球，我们正处在一个由技术优势决定的系统性竞争环境中，我们无法回避技术优势所带来的诱惑，或对其“免疫”；但我们也必须了解，如果AI技术进步速度超过我们应对其自主风险的速度，赢得竞争优势也将毫无意义。2026年9月，美国几家前沿AI公司先后表态提出“放缓”论调，其核心焦虑正在于：安全对齐和护栏研究跟不上AI能力的释放。

支付宝、微信和豆包，在本文的分析当中，正是在技术能力已经突飞猛进的条件下，各自为智能体装上了一副具有各自特点的“保险”。他们都没有选择让智能体“全力冲刺”，而是用不同的“授权”方式，给智能体画出了一个相对具体的护栏和边界。微信选择了相对慢但也最稳健的推进方式，它给第三方和用户充分的授权选择，还主动放弃“代表人类表达”，把社交发布、群聊表态这些最具人情味的动作留给人类；而豆包则选择从激进的技术能力表达，退回到第三方保留拒绝和限权的权利，SAEP尝试用一种相对精细且创新的设计。他们都在原则上同意：AI不能跑出缰绳，但对缰绳的尺度理解存在差异。

或许，在这个技术飞跃的时代里，踩好油门是人类探索和突破边界的动力源泉，而适度刹车同样是具有长远眼光的考量和难能可贵的品格。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大橘财经 ，作者：王力

GLP-1减肥药的故事，正在从“能瘦多少”转向“长期使用安全吗”。

近期，多名使用Ozempic、Wegovy、Zepbound等GLP-1药物的患者因视力下降甚至永久性视力损伤起诉药企，认为药物可能与一种罕见眼病——非动脉炎性前部缺血性视神经病变（NAION）有关。

美国联邦法院已经将相关案件集中处理，截至9月1日，NAION相关MDL案件达到216起。涉案企业并不只有诺和诺德，也包括礼来。

但“患者起诉”并不意味着药物已经被证明会导致失明。与此同时，欧洲监管机构已将NAION列为司美格鲁肽的“非常罕见”不良反应，而美国监管部门目前仍在评估相关证据。

一边是安全性争议，另一边则是GLP-1药物不断扩大的临床边界。从减肥、降糖，到降低心血管风险、改善睡眠呼吸暂停、治疗脂肪肝，再到酒精使用障碍以及双相情感障碍患者的代谢健康，GLP-1正在被研究的领域越来越多。

“眼中风”风险有多大？

GLP-1还有哪些已知不良反应

NAION可以简单理解为“眼睛的中风”——视神经供血突然受阻，导致视神经受损。患者通常没有明显眼痛，但可能突然出现单眼视力下降、视野缺损，部分患者的视力损伤可能长期甚至永久存在。

司美格鲁肽与NAION的关系，最早由观察性研究引起关注。

NAION发病机制

2024年，《JAMA Ophthalmology》（美国医学会眼科学杂志）发表哈佛医学院及Mass Eye and Ear团队的研究，发现接受司美格鲁肽治疗的人群NAION发生风险高于对照组。由于这是一项回顾性研究，只能说明两者存在统计学关联，不能证明“司美格鲁肽导致NAION”。

司美格鲁肽使用与NAION发生存在统计学关联截图来自美国医学会眼科学杂志论文

此后，研究结果并不完全一致。2025年一项覆盖约3710万2型糖尿病患者的多数据库研究观察到，司美格鲁肽与NAION风险相关，但观察性研究易受基础疾病、用药选择等偏倚影响，无法确定因果。

2026年Meta分析认为现有证据确定性低，不足以断定司美格鲁肽必然升高NAION风险。另一项美国退伍军人研究显示，其相对风险约为SGLT2抑制剂使用者的两倍，但绝对风险仍低，两年累计发病风险分别约0.29%与0.13%。

欧洲药品管理局（EMA）在综合临床试验、上市后数据和流行病学研究后，于2025年认定NAION是司美格鲁肽的“非常罕见”不良反应，即发生率最高约为每1万人1例，并要求出现突然视力下降的患者及时就医。

欧洲药品管理局确认NAION为“非常罕见不良反应”截图来自欧洲药品管理局官网

目前，美国尚未在司美格鲁肽产品标签中加入同样的NAION警示。诺和诺德则表示，其对随机对照试验数据的分析没有发现GLP-1药物增加NAION风险。

事实上，NAION也不是GLP-1药物唯一受到关注的不良反应。

目前最常见的仍然是恶心、呕吐、腹泻、便秘和腹痛。原因并不复杂：GLP-1会延缓胃排空，同时影响大脑的食欲调节中枢，因此一部分患者会感觉“吃不下、吃一点就饱”，也容易出现胃肠道不适。

少见但需要关注不良反应还包括胆囊疾病、急性胰腺炎、脱水以及由此导致的肾功能问题等。对于糖尿病患者，快速改善血糖过程中还可能出现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并发症风险变化。

另外，GLP-1药物说明书中的甲状腺C细胞肿瘤警告主要来自动物实验，目前尚未确认这一风险是否同样存在于人类。

此前一度引发讨论的“自杀风险”也出现了新的结论。2026年1月，美国FDA完成评估后表示，没有发现GLP-1药物增加自杀意念或行为风险，并要求相关产品删除此前的相关警示。

GLP-1受体激动剂不良反应观察者网汇总整理

安全性争议也已经进入司法程序。

目前，美国已有两起涉及GLP-1药物的较大规模产品责任多地区诉讼（MDL）。其中，NAION相关诉讼截至9月1日有216起案件；另一宗涉及胃轻瘫、肠梗阻等胃肠道问题的诉讼，案件数量已超过4000起。

多家GLP-1致NAION责任诉讼截图来自美国宾夕法尼亚东区联邦法院

涉案企业也不只有诺和诺德。NAION相关诉讼涉及诺和诺德旗下Ozempic、Wegovy等产品以及礼来相关GLP-1产品；胃肠道损伤案件则同时涉及两家公司的多款产品。

目前这些案件仍处于审前阶段，尚无法院最终认定相关药物导致上述疾病。

从减肥到双相情感障碍

GLP-1到底还能改善什么？

如果只把GLP-1理解成“减肥针”，实际上低估了这类药物正在进行的研究。

目前证据最充分的获益仍然是减重、控制血糖以及部分心血管风险降低。

司美格鲁肽、替尔泊肽等药物能够降低食欲、延缓胃排空，并改善胰岛素抵抗，因此不仅可以降低体重，还能改善血糖、血压和部分代谢指标。

更重要的是，研究发现，GLP-1的价值可能并不止于体重本身。

例如，替尔泊肽已经在肥胖合并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患者中取得积极结果。简单来说，患者体重下降后，睡觉时反复出现的呼吸暂停也明显减少，因此GLP-1正在从“减肥治疗”向肥胖相关疾病治疗延伸。

脂肪肝也是另一个重要方向。司美格鲁肽已经在MASH，即“代谢功能障碍相关脂肪性肝炎”方面获得新的临床进展。对于肥胖人群来说，减重本身就可能改善肝脏脂肪堆积和炎症，因此GLP-1在这一领域的逻辑相对清晰。

而最新的研究，则开始涉及精神疾病和成瘾。

2026年发表于《JAMA Psychiatry》的一项大型真实世界研究，纳入超过150万名严重精神疾病患者，包括双相情感障碍、重度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患者。

研究发现，使用GLP-1药物的人群，长期全因死亡以及心肌梗死、卒中、心衰等心血管事件风险更低。

另一个比较新颖的研究方向是酒精使用障碍。

2026年《柳叶刀》发表的一项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研究纳入108名同时存在肥胖和中重度酒精使用障碍的患者。26周后，司美格鲁肽组的重度饮酒日明显减少。研究人员认为，GLP-1可能不仅影响食欲，也可能影响大脑的奖赏系统。

GLP-1适应症观察者网汇总整理

不过，这同样属于探索阶段，距离成为正式适应症还有很长距离。此外，GLP-1还在研究多囊卵巢综合征、慢性肾病、心力衰竭、骨关节炎等疾病。

但适应症越多、使用人数越大，长期安全性的重要性也越高。

对于GLP-1药企而言，未来竞争不只是“谁减得更多”，还包括谁能拿出更充分的长期临床证据，证明药物在更多疾病中的实际获益，并及时识别低概率但严重的不良反应。

从目前证据看，GLP-1的临床价值已经不再局限于减重和降糖，但NAION等安全性问题也提醒市场：一种药物被越来越多人长期使用之后，它的获益和风险，都需要用更长时间、更大规模的数据重新衡量。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医学界 ，责编：汪航，作者：科学·专业·善良

395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600多万元，是全球并列第二贵药物。9月17日，FDA批准基因疗法FAYUVII上市，用于一次性治疗致命的遗传病“黏多糖贮积症IIIA型”。

当地时间9月17日，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宣布，批准基因疗法FAYUVI上市，用于一次性治疗一种罕见的致命儿童疾病——黏多糖贮积症IIIA型（MPS IIIA）。

黏多糖贮积症（MPS）是一组罕见的遗传性代谢疾病，因患者体内缺乏相应的酶，导致黏多糖无法分解，在体内堆积，逐渐损害多个器官。其中，MPS IIIA型主要损伤大脑，患儿会逐渐丧失语言、认知等能力。

FAYUVI则是首个获批用于治疗MPS IIIA的药物，它能往体内导入相关的正常基因，恢复酶的合成从而治疗该疾病。根据企业披露，FAYUVI的定价为395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645万），是目前全球并列第二贵的药物。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美国FDA代理局长Kyle Diamantas表示，“在此之前，没有任何获批的疗法，可以改变这种毁灭性病程的疾病。”

一次治疗管终身

相关统计数据显示，MPS的总发病率约为2.5万分之一。根据患者缺陷的酶类型不同，共分为7个型别、11个亚型。在2018年，MPS被纳入我国发布的《第一批罕见病目录》。

MPS是一种进展性疾病，刚出生时，多数患儿并无异样，可随着年龄增长，他们体内有毒的黏多糖不断累积，导致外形、智力、脏器、骨骼、神经系统等逐渐受到损伤。不同类型的MPS患者体内累积的黏多糖类型不同，受累器官和病情轻重也各不相同。

而此次获批的FAYUVI，针对的是MPS IIIA患者。在他们体内，一种名为SGSH的基因发生了突变，导致有毒的“硫酸乙酰肝素”无法代谢，在体内持续损伤着大脑，导致患者逐渐丧失认知、语言和运动等能力。

此前，没有任何一款药物可以针对性治疗MPS IIIA，临床主要以对症治疗、支持性护理为主。由于疾病的根源还在，患儿的中位预期寿命只有约15岁，最终常因器官衰竭或严重感染死亡。

作为一款一次性基因疗法，FAYUVI的策略是以腺相关病毒9型（AAV9）为载体，将编码关键酶的正常基因SGSH递送至细胞。之后，这些细胞会重新开始合成功能性的酶，并分泌到组织液中，供周围神经元和其他细胞吸收。

据了解，此次FDA的批准，是基于其关键性的Transpher A试验和长期随访研究结果。

研究结果显示，17名平均不到2岁的患儿接受了FAYUVI注射，治疗后硫酸乙酰肝素的水平中位下降约64%。

在2-5岁的成长过程中，FAYUVI治疗组患儿的认知评分，比自然病程对照组平均高23.5分，语言理解、语言表达和精细动作等评分，也显著优于自然病史患儿。

即便是在10名大龄的儿童中，FAYUVI也展现出了一定的疗效。数据显示，经治疗的患儿在中位年龄9岁多时，全部保留了交流能力，其中有9名患者仍能行走和进食。相比之下，自然病程中，患儿失去沟通能力的中位年龄为7.6岁。

一波三折的研发之路

Eliza O'Neill是首位接受FAYUVI治疗的患者，她的父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治疗后，“女儿再没有发作过癫痫，也不需要坐轮椅。她能去上学，还会游泳。我们看到她的运动能力和生活质量都有了显著提高。”

2013年，4岁的美国女孩Eliza被诊断出MPS IIIA。随着时间推移，她的语言能力不断退化，“她以前能说出完整的句子，能唱歌，后来只能说出一两个词，最后什么都说不出来了。”Eliza的父母回忆。

当时，Eliza的父母了解到，俄亥俄州立大学附属全国儿童医院的研究人员，正在开发治疗MPS IIIA的基因疗法，且在小鼠实验中观察到了疗效。但由于资金缺乏，团队无法进一步推进临床试验。

无药可医之下，Eliza的父母开始求助网络。他们制作了一段名为“拯救Eliza”的视频，在社交媒体上迅速走红，并同步发起网络募捐。

之后不到3年的时间里，3.6万多名爱心人士累计捐款约200万美元，为药物生产和研发提供了关键支持。

随后，美国小型生物技术公司Abeona接手FAYUVI，并将其推进到临床阶段。2016年2月，FDA批准了FAYUVI的临床试验申请（IND）。同年5月，Eliza通过手部静脉输注，成为该试验的1号患者。

当时，没有人知道这种疗法能否起效，直到几个月后，研发方公布了早期的生物活性信号，提示经过治疗，患儿尿液和脑脊液中的黏多糖堆积物有所减少。在此之后，这项试验又陆续治疗了20多名患儿。

尽管研究取得了初步的积极临床结果，但资金仍是最大的难题。2022年5月，受限于财力的Abeona，将FAYUVI的全球权益授权给Ultragenyx。同一时期，针对MPS IIIB的另一款药物也停止了开发。

而在Ultragenyx拿到了FAYUVI后，其冲击获批的道路同样一波三折。

2024年6月，美国FDA认可脑脊液中的硫酸乙酰肝素水平，可作为支持加速批准申请的终点。但在2025年和2026年，FAYUVI又因生产设施、工艺和申报材料等问题，被FDA拒绝。

直到9月17日，美国FDA才最终认可了FAYUVI。“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它不仅仅针对这种疾病的患儿和家庭，在基因疗法解决罕见且危害巨大的疾病方面，也有着非凡意义。”美国FDA生物制品评估与研究中心主任Karim Mikhail称。

但值得一提的是，MPS是一种进行性疾病，患儿已经受损的神经系统等难以逆转。因此，对于病情较晚的大龄患儿，FAYUVI的获益可能有限。

此前，针对中晚期患者的ABT-003试验，就因大龄患儿未见神经认知改善而终止。

395万美元，卖得动吗？

一次性的治疗费用高达395万美元，FAYUVI获批后，价格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根据研发方的说法，照顾罹患这种疾病的儿童，终身费用可能超过800万美元，而且随着病情发展，这一负担还会增加。换而言之，企业认为FAYUVI的定价具有卫生经济学效益。

作为对比，以MPS的另一亚型MPS IVA为例，该亚型的发病率约为30万分之一，以骨骼病变为主，最显著的特征是骨骼畸形，并最终导致瘫痪。

目前，只有一款针对性的药物“依洛硫酸酯酶α”可用于治疗MPS IVA，但它并非基因疗法，而是一种酶的替代物，需终身用药，年治疗费用约25万至40万美元。2019年，依洛硫酸酯酶α在我国获批上市，但受限于支付问题销量不佳，于2024年退出中国大陆市场。

这并非个例。2012年，欧盟批准了全球首个基因疗法Glybera，标价约118万美元，用于治疗极为罕见的家族性脂蛋白脂肪酶缺乏症。但据报道，上市后它仅用于一名患者，2017年企业放弃续期，理由是使用量极其有限。

在我国，2025年4月，首个本土AAV基因疗法“波哌达可基注射液”获批，用于治疗中重度血友病B，患者自费上限为279万（人民币）。

但在此后整整一年多里，该药没能开出一张处方。直到今年6月，企业方宣布下调自费价格至139万，终于在8月迎来首位患者使用。

归根结底，基因疗法本身的研发成本就高，更不用提面对患者总量稀少的罕见病。根据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数据，一款新药从研发到上市，可能需要10到15年，成本最高约26亿美元。

对于常见病而言，这笔成本和后期利润可以由海量的患者分摊，但以FAYUVI为例，企业估计在全球商业可及地区，只有约3000至5000名MPS IIIA患者，还不包括大龄的、已错过最佳治疗窗口的患者。

这是FAYUVI从获批到临床可及，所必须面临的最核心的问题。据企业方披露，目前395万美元是标价，尚未计入折扣、返利以及可能的按疗效付费方案。具体的报销方案目前还没有公布。

企业方表示，接下来的重点，是密切与治疗中心和支付方展开合作，为接受基因治疗的家庭提供相应的支持。

出品 | 虎嗅科技组

作者 | 梁卡尔

编辑 | 苗正卿

头图 | 华为提供

“华为的目标是成为英伟达”。

9月14日，华为心声社区公开了一份监事会主席郭平与新员工的座谈纪要。在被问及华为对大模型的战略定位时，郭平罕见地给出了一个直白的回答。

他同时划定了边界。华为的核心优势不在于拥有自研大模型，而在于支持客户构建优秀的大模型，确保全球各种大模型都能在华为昇腾、鲲鹏、超节点及集群上高效运行。

三天后，9月17日，华为全联接大会2026上，昇腾960超节点、灵衢UnifiedBus互联协议、CANN开源生态、华为云Agentic Cloud、SCALE伙伴体系陆续发布。把这些发布串起来看，郭平那句话不是一次内部对新员工的激励，而是一份有产品路线图支撑的战略说明书。

问题是，这份说明书完成度有多高？目前来看，华为的策略是一块块把版图拼好。

从采购方到竞争者

华为对英伟达的追赶，不是从昇腾发布才开始的。

2020年之前，华为几乎所有芯片都从美国采购，一度是英伟达在中国最大的客户之一。

当时，华为正承受着高昂的成本压力：其智能云硬件平台Atlas在市场拓展上面临的最大阻碍，就是服务器动辄六七十万元的售价，其中仅英伟达的算力卡就占去了40万元。高昂的成本导致这一代产品在市场上的销量寥寥无几，多靠华为内部消化。

然而，转向自研的线索，早已草蛇灰线。2016年CES期间，华为海思总裁何庭波与英伟达CEO黄仁勋有过一次交谈。彼时，英伟达宣布淡出手机芯片市场，何庭波试探性地询问能否将相关技术授权给华为，遭到了黄仁勋当场拒绝。

这次拒绝让何庭波坚定了布局AI芯片的决心。回国后接触了寒武纪，并选择了其芯片产品，但听完陈天石的演讲后，何庭波判断华为内部同样拥有中科大少年班背景的人才，随即把开发AI处理器的任务交给了廖恒。2017年，代号为“达芬奇”的内部AI芯片预研究项目正式立项。

如今，廖恒已是华为半导体首席科学家。他曾带领团队系统梳理了过去十多年的深度学习成果，发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当时，英伟达走的是“积木拼装”的CMP（多芯粒异构封装）路线。其核心优势在于极其聪明的“多线程协同指挥系统”，能让成千上万个线程同时排队跑。但这更像一个全能选手，并没有将AI最核心的计算优化到极致。

华为想得很清楚，如果像素级模仿英伟达，做出来的产品顶多价格略低，性能却未必跟得上。于是，华为选择了DSA（面向特定领域优化的专用架构）的路线。

传统CPU走的是串行处理，一次算一个。英伟达GPGPU走的是大规模并行，让成千上万个线程同时跑。华为两条都没选，而是把计算单元改造成了三维立体的方块阵列。这种设计，让芯片每瓦功耗能换来的AI算力大幅提升。

2018年上半年，自研昇腾芯片项目正式启动，主要瞄准数据中心推理卡和边缘计算两个场景，明确对标英伟达GPU。

但华为很快发现，光有芯片不够。此前为了自主完成二次开发，华为打造出支持资源池编排、完成二次封装的CUDA层，实现突破。据方兴东所著《晟腾崛起》一书中讲述，当华为向英伟达申请授权时，被英伟达拒绝了。原因是，这不仅触碰了英伟达靠卖硬件赚钱的核心商业利益，还需要英伟达团队贴身参与服务，增加了成本。

这条路走不通，华为决定换一种打法。不跟英伟达比拼单一产品的参数和性能。华为把产品形态改为一台机器、一个机架、一个集群、一个规模化数据中心。这给了华为更大的设计自由度，也避开了单卡竞争的正面战场。

但想成为“中国英伟达”的并不只有华为。

2025年底到2026年初，摩尔线程、沐曦股份、壁仞科技、天数智芯四家国产GPU公司密集完成上市，燧原科技也在2026年9月登陆科创板。媒体给它们贴上了同一个标签，“中国版英伟达”。摩尔线程创始人张建中曾任英伟达中国区总经理，壁仞科技CTO洪洲曾主导华为海思自研GPU，沐曦的核心团队也有英伟达和AMD背景。

但“中国英伟达”这个标签底下，走的是不同的路。四小龙中，摩尔线程、沐曦、壁仞采用GPGPU路线，兼容CUDA生态，让现有代码尽量跑起来；燧原科技和华为昇腾一样选择了DSA路线，但燧原科技选择不兼容CUDA，所以需要重建自己的软件栈。

壁仞科技招股书引用的灼识咨询数据显示，2024年英伟达和华为海思（根据附注线索推断）占据了中国智能计算芯片市场94.4%的份额。在这极高的头部集中度下，其他国产AI初创势力在2024年尚处于起步或商业化前期，“四小龙”合起来在中国AI芯片市场的份额不到2%，而华为昇腾已经是其中份额最大的国产厂商。

也就是说，喊着同一个口号的公司很多，但真正在系统级、集群级与英伟达正面交锋的，目前只有华为一家。

七年之后，昇腾960是这套系统级打法的第一个完整落地成果。

速度在追赶，代差仍存在

昇腾960系列芯片的提前亮相成为这次大会的核心话题。轮值董事长汪涛在大会上宣布该系列芯片“提前研发就绪”， 并披露了它提速后的发布路线图。

昇腾960DT面向训练，比原计划提前三个季度，2027年第一季度就绪。960PR面向推理，提前一个季度，2027年第三季度就绪。后续970、980将保持一年一代的迭代节奏。

以华为公布的性能参数来看，昇腾960DT的核心算力和存储能力较上一代翻倍。综合多家行业数据分析，其性能高于英伟达2023年发布的H200 SXM，但低于2025年下半年开始发货的B300。前者是英伟达上一代旗舰，后者是它当前的主力产品。这意味着，昇腾960的单卡水平大致相当于英伟达两年前的产品，还没赶上它现在的主力。

图片来源：华为提供

华为没有回避单卡差距，选择了另一条路径来对冲。

华为内部曾对算力效率做过比较。在单位有效面积里，华为的算力暂时达不到英伟达顶尖水平，只能通过服务器、集群等方式把整机算力密度做上去，代价是功耗高。这种打法逼着华为去思考大模型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硬件，其结论是，OpenAI和英伟达在底层紧密联动，就像当年的微软和英特尔，所以华为必须咬住英伟达。

华为自认为比英伟达有一个优势，可以把CPU和GPU彼此相通、协同。但协同的前提是互联，而互联恰恰是英伟达布局更早的领域。英伟达推出NVLink技术，还收购了Mellanox，比其他公司提早三年预判到了互联的重要性。所以ChatGPT-3.5爆发的时候，华为在互联领域已经慢了1至2年。

差距摆在那里，华为策略是在存储发力，做定制化布局。据《晟腾崛起》所述，华为内部对英伟达的竞争策略，被概括为一句话，像蛇一样用长链条布局和迂回方式咬住对手。

直到2023年上半年，910B芯片回归，华为才解决了此前架构性缺陷，同时开放底层能力，让用户能基于集群计算提供的工具自行开发。到6月，推理芯片性能达到了英伟达的1.6至1.7倍。这是“咬住”策略的第一个可见成果。

2026年初，华为高层召开昇腾业务研讨会，对“超节点+集群”解决方案给予重视，明确昇腾的战略意义，并决定满足头部客户的大规模算力需求，通过一体机业务解决中小算力场景。至此，中国市场能够实现大规模商用，并且稳定支撑上万个节点集群运行的AI芯片，只有华为昇腾。

这背后的逻辑很清楚，华为的竞争力不在单卡，在集群。

用超节点绕开单卡瓶颈

全联接大会上，汪涛正式发布了采用NPO技术的昇腾960超节点，并公布将在2027年上市。同时，他在会上提到，此前的昇腾910C超节点已部署超1000套，昇腾950超节点已规模商用。

昇腾960超节点到底有多能打？一个超节点，最多塞进4096张卡，算力直接干到8 EFLOPS FP8、16 EFLOPS FP4，内存容量1PB。这相当于把512台普通8卡服务器“拧成”一台机器来用。华为还推动用5500个自研Hi-ONE光引擎替换4.8万颗800G光模块，功耗降低超过550千瓦，无故障运行时间翻倍，一年内非计划停机不到18小时。

为了解决卡多了“堵车”的问题，华为通过灵衢UnifiedBus将十余种互联协议统一为灵衢协议。带宽从百GB级冲到TB级，延迟从7微秒压到2微秒。全局内存统一编址，4096张卡的内存变成一个共享大池子，谁都能直接访问，不用来回搬数据。

此外，多个超节点再组队，通过二层CLOS四平面组网，最大能拉到51.2万卡。再加多轨道拓扑，理论上能干到100万卡。

图片来源：虎嗅拍摄

汪涛解释，“什么叫超节点？必须是超节点内跨物理节点的内存可以统一编址，意味着任何一个AI芯片可以访问超节点内的所有内存共享池。内存不能统一编址的不是超节点。”

在他的主题演讲中，华为首次公开了一组来自华为马尔科夫实验室的仿真数据。由4K超节点组成的10万卡集群，相比由8卡服务器组成的同规模集群，MFU（模型算力利用率）提升2.75倍。汪涛同时透露，目前业界10万卡集群的MFU普遍不足30%，约七成时间处于故障及故障修复状态。MFU每提升1个百分点，10万亿参数大模型的训练周期可缩短约3天。

但值得注意的是，2.75倍是仿真数据，不是实测。目前尚未有百万卡级集群在实际生产训练中的验证数据公开。汪涛自己也承认，“100万卡只是技术指标，实际部署中10万卡可以基本满足需求”。

也就是说，系统级路径的逻辑是清晰的。在单芯片制程受限的前提下，用更大规模的互联和集群协同来弥补单卡差距。但代价是更高的系统复杂度和组网成本，收益是绕开了制程瓶颈。

生态在扩大，迁移成本仍是门槛

英伟达最深的护城河是CUDA，华为对此有清醒认知。但汪涛在演讲中宣布“昇腾已跨越生态拐点”。

起点是华为内部一场长达数年的观念转折。华为是做电信和硬件出身的，过去习惯了“卖硬件赚钱”的封闭逻辑，内部专家一度对把核心软件开源“心里没底”。直到轮值董事长徐直军力排众议，先是拍板开源了MindSpore框架，后来又宣布CANN异构计算架构全面开源开放，这才一步步把昇腾从封闭硬件变成开放生态。

六年之后，数据上看，生态确实在改善。全联接大会上，华为披露，CANN开源社区月活开发者突破5200名，其中非华为的外部开发者占比达到61%。昇腾成为了首个被全球主流AI框架PyTorch官网直接支持并提供安装分支的中国算力平台，基于昇腾+CANN的原生训练模型已超过40个。

但“跨越拐点”不等于“迁移零成本”，业界绝大多数代码都是基于英伟达环境写的，迁移成本依然高昂。

多家媒体报道援引参与迁移的工程师估算，对于DeepSeek这类开源模型，借助现有生态支持，通常只需额外增加2至3名工程师、耗时约一个月便可完成训练适配，但对于仅公开权重、不开放源码的商业模型，则可能需要约10名工程师额外投入6个月以上。

目前，中国AI产业的国产替代呈现出“推理先行、训练滞后”的局面。在难度较低的“推理侧”，昇腾的适配相对容易，950超节点也已规模商用。但到了核心的“大模型训练侧”，迁移成本的高低依然取决于模型的开放程度。

针对这一门槛，华为针对性地推出了 “MindSpeed-LLM Agent” 以及自动调优工具，官方强调其能将跨版本适配工作从数天压缩至1小时，正是为了用工具链去填平CUDA的生态鸿沟。

华为不是复制英伟达

市场给出了一个阶段性答案。研究机构Bernstein Research预测，2026年华为将占据中国AI芯片市场50%的份额，而英伟达的份额将从2025年的约40%萎缩至8%左右。另一家研究机构TrendForce的预测更激进，认为国产AI芯片在国内高端市场的份额将接近90%。

此前，英伟达CEO黄仁勋已公开确认，该公司在中国AI加速器市场的份额降至0%，并在采访中直言，放弃中国这样体量的市场“在战略上并不合理”。

但这些数据只是反映了地缘政治驱动下的国产替代进程，而非全球技术竞争格局的彻底扭转。英伟达在中国的退场，更多源于外部的出口管制政策，并非产品核心竞争力的直接易主。

回到郭平那句话。华为在ICT与计算领域的目标是成为英伟达，但华为选择的突围路径与英伟达有本质不同。英伟达走的是“硬件极致优化”路线，用全球最先进的制程、最强大的单卡，以及最成熟的CUDA生态锁定全球市场。华为走的是“系统创新突围”路线，在单卡性能受制于制程的前提下，用超节点架构、光互联技术、集群规模和开源生态来构建竞争力。

这条路也有代价。关于制程工艺，和国内一些“28纳米就满足”的声音不同，华为明确了7纳米是关键底线。华为发布的白皮书显示，昇腾950系列基于全栈自主可控的制造工艺。这意味着，其在无法直接角逐3纳米、2纳米等先进制程的情况下，转向功耗优化、面积优化、3D堆叠等方向建立差异化。

何庭波发表的“韬（τ）定律”其核心便是如此，以时间微缩替代几何微缩，以系统性降低时间常数为终极目标。华为正在将战场从“单点制程”的比拼，强行拽入“全栈系统优化”的维度。

为了支撑这条系统级路线，全联接大会期间，华为宣布，未来三年将再投入50亿元建设开源开放算力新生态。然而，面对CUDA的生态惯性，华为与之仍有相当距离。

华为不是英伟达，也无法复制另一个英伟达。核心问题不在于华为能不能造出一颗性能指标更强的芯片，而是两件事，CANN的迁移成本是否降到让开发者愿意主动作出选择，以及百万卡集群在实际训练中是否能被彻底验证可行性。

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华为还需要两三年的时间去回答。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超电实验室 ，作者：王磊，编辑：秦章勇

奇瑞，准备动用自己的“神秘力量”了。

这股神秘力量来自于海外，根据媒体爆料，奇瑞正在酝酿将自家主打海外市场的子品牌OMODA、JAECOO引入国内市场。

目的也很简单，为了提振国内销量。

从2026年前8个月的成绩来看，奇瑞集团累计全球销量191.45万辆，卖得确实不少，但其中海外出口销量高达134.33万辆，占据总销量超过七成。

换言之，国内销量的占比只剩下不到三成，同期国内市场销量仅57.12万辆，内外销量结构反差极度鲜明。

也正是这个原因，奇瑞才有将表现较好的海外品牌，引入国内销售的打算。

根据雷锋网报道，负责该业务的营销团队正在搭建，新品牌预计定位高端市场。据悉，奇瑞已接触多位曾服务过BBA等豪华品牌的专业人士。

01

妥妥海外爆款

Omoda和Jaecoo这两个名字，在国内大多数人可能听都没听过。

很正常，因为奇瑞的这两个品牌根本不在国内卖。

前者是奇瑞在2021年才推出全新的产品序列，本身是全球车的战略定位，走年轻时尚路线，主打年轻人的第一台车。

后者则更晚，是奇瑞在2022才推出的产品序列，同样瞄向海外市场，但走的硬派越野路线，强调户外和通过性，面向高端市场。

两个品牌定位清晰，互不打架，但共享奇瑞的技术底座，直到2024年，为了进一步推动在欧洲的布局，奇瑞将OMODA和JAECOO整合成立了O&J国际事业部，作为第五品牌独立运作，在奇瑞内部与奇瑞、星途、捷途、iCAR并列。

也正因是主打海外市场，所以在国内，大多数人只知道奇瑞旗下有四大品牌，对于这个第五大品牌感知并不强。

但在奇瑞的体系里，每10台奇瑞车如果有7台来自海外，那么至少有4台来自于这两个品牌。中国汽车品牌第一次在英国登顶月度销量冠军，就是这两个品牌推上去的。

根据英国汽车制造商和贸易商协会（SMMT）公布的8月上牌数据，奇瑞以8618辆位列英国新车品牌榜第一，超过大众、福特、宝马等一众老牌巨头。

在英国8月份的十大畅销车型中，中国车型占了四席，其中三个席位就是来自Omoda和Jaecoo，进入英国不到两年，O&J品牌累计销量超过10万辆。

摆出这一数据的原因，就是想说明Omoda和Jaecoo在海外是妥妥的“爆款”，不仅是在英国，在整个欧洲，2026年前5个月，奇瑞在欧洲的累计上牌量接近12.3万台，同比暴涨316%，其中O&J在欧洲10个国家卖出了82682台，直接贡献了奇瑞欧洲总销量的70%以上。

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这个品牌的爆发，奇瑞在欧洲市场或许还排不上第一梯队，放宽到全球范围下，根据O&J在今年4月发布的数据，其全球累计销量已突破100万辆，要知道距离这一全新品牌发布才过了三年的时间。

这也是奇瑞为什么单单选择将这两个品牌转入国内市场的原因，其实复盘奇瑞在海外挂出的牌子并不少，除去Omoda、Jaecoo外、还有Exeed/Exlantix、TIGGO、Tenet、Ebro、CAOA Chery、Xcite等众多产品序列。

但O&J品牌不同，在其成立之初，奇瑞就没打算走“国内车型改款外销”的传统路子，而是建立“原生全球车”的全新开发模式，也就说即便是回到国内销售，也不会出现“换标车”的现象。

当然最关键的还是销量，O&J海外市场跑通了产品和品牌逻辑，口碑、销量都有基础，有现成的爆款车型，与其从零孵化一个全新高端品牌，直接把成熟海外品牌引进国内，无疑是成本更低的选择。

况且，O&J带着海外爆款的光环回国，故事更好讲。

02

海外反哺国内

奇瑞之所以酝酿这样的操作，并不意外。

从整体销量来看，奇瑞的成绩绝对不算差，今年上半年，上半年集团累计销售135.75万辆，截至8月份，累计销售汽车更是高达191万辆，同比增长10.8%，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725,214辆，同比增长46.2%。

但如果进一步拆分销量构成，在奇瑞上半年销售的135.8万辆新车中，七成销往海外。

今年8月份，奇瑞集团卖了28万台车，同比增长15.4%。其中出口就达到了19.6万辆，同比增长52.1%，相比之下，国内只卖了8.4万辆。

截至8月底，奇瑞海外累计销量更是超过718万辆，不仅连续23年位居中国品牌乘用车出口第一，成为首个累计出口突破700万辆的中国车企，每16秒，就有1辆“奇瑞造”驶向海外。

出海的成绩固然喜人，但奇瑞海内外销量结构反差也极度鲜明，相比于奇瑞在海外的高歌猛进，国内市场的走势有些中规中矩。

今年上半年，国内仅售出41万辆，相比去年减少了约30万辆，去年同期，奇瑞在国内销量还是近71万辆。

其中，奇瑞主品牌销售91.84万辆，同比增长25.2%；星途销售3.32万辆，同比下降44.9%；智界销售1.93万辆，同比下降56.9%；捷途销售25.87万辆，同比下降13.6%；iCAR销售4.54万辆，同比增长2.0%。

除主品牌外，其余品牌合计销量比去年同期少了约9.2万辆。奇瑞主品牌在五大品牌销量中的占比，由去年上半年的约62%升至今年上半年的约72%。星途和智界去年上半年合计销量超过10万辆，今年同期降至约5.25万辆。

从收入上看，更加直观。按销售所在地划分，上半年，奇瑞来自中国市场的收入为443.12亿元，去年同期为760.55亿元，一年就减少了317.43亿元。

一年前，中国市场贡献了奇瑞约53.7%的收入。今年上半年，这一比例降至30.9%，而海外收入由655.47亿元增至989.68亿元，同比增长51%，占公司总收入的比重升至69.1%。

不难看出，无论是从销量还是收入上，不能说承压，但显然难以跟上海外的高增长节奏，而且业绩分化也让奇瑞各事业部的话语权发生变化。

前不久，奇瑞星途品牌被确认划归到奇瑞国际事业群运营就是一个明显的信号，当国内业务承压，集团自然会考虑把海外成功资产反哺国内。

而且，尹同跃在此前2000万辆下线仪式就表示过，2000万辆之后，奇瑞将不再参与内卷，转向品牌向上，追求更高价值。这次引入海外高端定位的OMODA、JAECOO回国，或许也是奇瑞践行品牌向上的一次尝试。

不过，海外销量能否转化为国内竞争力，仍需要重新验证。不同市场的价格体系、消费偏好和竞争环境存在差异，海外积累的品牌认知也无法直接复制到国内。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一年多前，奇瑞曾在国内注册、定位高于星途的新能源品牌“越己”，计划交由O&J国际事业部管理，不过，越己品牌规划后来多次跳票，外界一直没有其实质性的进展。

这次如果将O&J品牌成功引入国内，越己会不会成为其中国业务的载体？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新经销 ，作者：陈思廷

前阵子，和一个做了十几年酒水生意的朋友吃饭，聊起茅台。他跟我说，茅台这轮“全面向C”，是走对了的一步棋。

他的理由，听上去确实站得住。

• 第一、茅台直销渠道占酒类主营收入的比例已经干到了57.3%，超过一半。自己卖、自己吃到更多利润，这还不够吗？

  
  

• 第二、你看看现在白酒是什么光景——行业整体下滑，哀鸿遍野。茅台在这样的形势下，营业总收入还能增长1.3%，归母净利润也只下降1.95%，稳住了大盘，这本身就说明“向C”有效果。

  
  

我不同意，当场跟他争了起来。

我说，茅台的半年报只是表面过得去，扒开一看问题非常大。如果所谓“全面向C”，只是把原来经销商账上的生意搬到厂家账上，却没有明显做大总盘子，这种利益转移可以说毫无意义。

如果茅台真的失去了经销商的广泛支持，未来大概率是会持续走下坡路的。

为什么？让我们一点点来分析。

半年报全靠飞天放量撑着

先看最反直觉的一点。

2026年上半年，茅台直销收入519.62亿元，同比增长29.9%；其中，i茅台收入402.64亿元，同比增长274.2%。与此同时，飞天茅台不仅卖得更多，价格也涨了。按常理，这应该是一份利润大涨的财报。

因为直销绕过了经销商，厂家可以吃到更多利润；飞天又是茅台最好卖、销量最大的大单品。直销占比上升，飞天量价齐升，茅台的利润理应被一起推高。

但结果完全相反。

上半年，茅台营业总收入只增长1.3%，归母净利润不涨反跌，下降1.95%。飞天卖得更多、价格更高、直销占比也更高，利润为什么反而下降？

答案只有一个：飞天之外的非标茅台酒，掉得太狠了。

茅台财报没有单列飞天和非标酒的收入、销量，但茅台酒营收由飞天茅台和非标茅台酒组成。在飞天茅台量价齐涨的情况下，非标茅台酒只能是更大幅度的量价齐跌，才会导致以上情况。

茅台管理层已经确认，上半年产品总销量增加，但吨酒收入下降。

非标茅台下降，这才是真正巨大的危机。

飞天茅台是硬通货，放到i茅台上当然有人抢。可精品、生肖、年份这些非标茅台不是挂到平台上就能自动成交的。

它们价格更高、消费人群更窄，需要经销商依靠高端客户、圈层关系、品鉴活动和长期服务，一瓶一瓶往餐桌上推。

过去，非标茅台虽然难卖，但经销商有利润；

现在，最好卖的飞天被茅台拿回去直销，最难卖的非标酒却留给经销商推动；

与此同时，茅台又把非标酒改成代售：货权归厂家，订单通过i茅台成交，经销商只能拿约5%的服务费。

看起来，经销商不用垫资、不用压货，风险确实小了。

但账不能只算一半。

经销商的风险少了，利润也被一起砍掉了大部分。原来是在做自己的生意，现在更像是在替i茅台跑腿。

最容易卖的货被拿走大部分配额，最难卖的货交给你；利润被拿走，销售任务却没有消失。经销商凭什么拼命替你推？

于是，非标茅台遇到了真正的挑战：价格降了，销量也不行。茅台可以把这解释为价格“回归真实需求”。但事实上是，没有了经销商的推广，高端产品哪怕降了价，也换不来想要的销量。

这还不是最危险的地方。

飞天茅台不可能永远靠放量增长。飞天最大的价值就是稀缺，一旦无限放量，稀缺性就会被打掉；稀缺性一旦消失，价格体系和品牌价值都会掉头往下。

所以，茅台未来要增长、要创造更高利润，不能只靠飞天，还必须依靠精品、生肖、年份等非标酒。

问题是，这些最需要经销商推动的产品，经销商恰恰在代售模式下失去了兴趣与动力。

茅台的这轮改革，拿走的不只是经销商的利润，还拿走了经销商替它创造下一轮增长的动力。

今天，飞天还能靠放量填上非标留下的窟窿。

明天，当飞天不能再放量，而非标酒又没人愿意推的时候，它又拿什么继续增长？

对经销商喊打喊杀

是亲者痛、仇者快

茅台当然没有公开说过“不要经销商”，半年报里，它还把社会渠道称为“转化器和放大器”。

但从经营结果看，直销收入大涨，批发代理收入大降，代售模式又压缩了经销商的利润弹性。如果“全面向C”最后变成了不断削弱经销商，它的风险就已经出现了。

最近几年，一种说法在行业逐渐流行：经销商是落后的中间环节，层层加价、效率低下，迟早要被互联网干掉。

于是，电商、直播、社区团购、折扣连锁、即时零售、DTC，各种绕过经销商、直达消费者的新模式轮番登场，每一个都被包装成降本增效的革命。

厂家们趋之若鹜，逻辑听起来也确实诱人：绕开经销商，自己直接卖，中间的差价全是自己的。

但这个逻辑最大的漏洞，是把“经销商的利润”看成了一项可以无损删除的成本。

经销商赚的那道钱，不只是把货从仓库搬到门店。

他要铺货、垫资、送货、陈列、补货、处理临期、维护客情，还要在品牌看不见的地方，让终端老板愿意把你的货摆出来，把竞品往旁边挪一点。

方便面、饮料、酒水的绝大多数购买，发生在门店、餐桌和货架前。谁能让货在那一刻出现，谁才真正拥有这笔生意。

电商能缩短交易链路，却替代不了所有履约和终端关系。

厂家绕开经销商，看似省了一道差价，实际上很可能把铺货、陈列、推荐和市场维护的成本，重新背回自己身上。

账面上少了中间商，市场上却少了一支替你打仗的队伍。

当然，经销商不是不能淘汰。低效率、只压货、不服务终端的经销商，本来就该被淘汰。

但淘汰低效经销商，和把经销体系连根拔掉，是两回事。很多品牌嘴上喊的是渠道提效，手上干的却是渠道抽血。

茅台已经露出了危险的信号。比茅台更典型的反面案例，是白象。

线上越卖越猛

线下为什么越来越难做？

白象，是这股线上狂热里最值得观察和反思的样本之一。

2022年“土坑酸菜”事件之后，白象因为“没合作，放心吃”被推上“国货之光”的位置，线上销量一夜暴涨。

此后白象持续加码电商。据多家行业媒体援引的数据，其电商销售额占比从2019年的不足5%，升至2024年的30%以上。白象没有公布统一口径的全国数据，这组数字更适合用来观察趋势，而不是当成审计数据。

线上越卖越火，线下却越来越难做。

2025年，媒体在成都采访一名白象经销商时算过一笔账：“汤好喝”袋面线下批发价约66元一箱，一箱30袋，折合每袋2.2元；当时淘宝百亿补贴同款5袋售价11.9元，折合每袋2.38元。

消费者在促销期间拿到的线上零售价，几乎贴着经销商的进货价走。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经销商刚把货拉出仓库，利润就快被打没了。再加上配送、仓储、人工和终端费用，卖得越多，越可能白忙。

终端老板也不傻。线上天天低价，门店凭什么替你陈列、替你解释、替你得罪顾客？

于是就出现了快消行业最危险的一幕：线上有销量，线下没动力；品牌有流量，终端没位置。

白象并未公开全国终端数量和线下销售额，因此不能把个别市场的采访直接放大成全国结论，更不能简单断言白象所有的问题都由渠道造成。

但这组价格已经足够说明风险：价盘一旦被打穿，经销商和终端就会重新打算，自己还有没有必要继续卖你的货。

一个企业的问题当然不只在渠道，产品、品牌和组织都可能影响结果。

但渠道一旦失血，其他问题都会被放大。新品不好卖，没人帮你推；品牌热度退了，没人替你守；竞品来策反，经销商连犹豫都不会犹豫。

线上赚到的是一阵流量，线下失去的却可能是长期的利润秩序和终端动力。

农夫山泉和东鹏

有多重视线下和经销商？

同样做线上，农夫山泉和东鹏饮料却没有走向极端。

它们不是拒绝电商，也不是迷信传统渠道，而是始终守着一条线：线上可以做增量，但不能砸烂线下价盘；厂家可以向C，但不能让经销商无钱可赚。

农夫山泉在2025年年报里写得很清楚：公司通过合理控制电商渠道销售占比，稳定经销体系的价格秩序和盈利能力。

注意，它保护的不是“线下”两个字，而是整个市场的秩序。

这才是农夫山泉真正聪明的地方。它当然知道线上效率高，也当然知道消费者正在迁移，但它更清楚：一瓶水最终能不能出现在办公室楼下、景区门口、乡镇小店和餐馆冰柜里，靠的不是一次直播爆单，而是经销商长期铺出来的密度。

2025年，农夫山泉营收525.53亿元，同比增长22.5%。这份增长不能简单归功于经销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它没有为了多吃一道线上利润，先把支撑线下增长的价格体系砸掉。

东鹏饮料更直接。2026年上半年，东鹏营收124.43亿元，同比增长15.89%；归母净利润28.67亿元，同比增长20.72%。

其中，经销渠道贡献84.31%，线上只占4.48%；报告期末经销商3742家，有效活跃终端网点超过460万个。

但东鹏的本事也不只是“线下占比高”。它用数字化工具管货、管人、管终端，用五码关联追踪费用和动销，用冰柜、陈列和业务员体系提升单店产出。

它没有把经销商供起来，而是让经销商更能打。

这才是农夫山泉和东鹏给出的答案：重视线下，也守住市场；保护经销商利润，也逼着渠道提高效率。不是回到旧渠道，而是不让新渠道把旧渠道打残。

一个是把线上当成抽走渠道利润的工具，一个是把线上放进整个渠道体系里管理。看上去都在“向C”，结果却完全不同。

品牌商必须建设自己的同盟军

把四个案例放在一起，背后的底层逻辑就浮出来了。

• 品牌不是不能向C，而是不能借向C抽干经销商的利润；

  
  

• 线上不是不能做，而是不能把线上低价变成击穿线下价盘的武器；

  
  

• 经销商也不是不能优化，而是不能一边让他承担铺货、服务和转化，一边把最好卖的货和最厚的利润全部拿走。

  
  

快消品的深度分销，靠的是一套层层有利润、级级有动力的体系。

从品牌方到经销商、分销商，再到终端门店，每一层都要有钱赚，才愿意替你铺货、陈列、推荐。

这个利润链条一旦断掉，渠道不会跟你讲情怀，只会换一个更赚钱的品牌。

今天还能发展的经销商，早就不只是把货从A搬到B的搬运工：

• 他们是品牌伸向市场的手脚，是品牌在区域市场的情报站、服务队和防火墙；

  
  

• 他们手里攥着的，是多年积累的终端关系、客情和信任。这些东西可以买，但很难临时买到。

  
  

那些把经销商当成即用即弃工具的厂家，看似省下了一道差价，实际上是在拆自己的地基。

最容易卖的货收回去，最难卖的货甩给渠道；线上价格打穿，线下还要经销商替你守市场。这样的同盟军，早晚会变成旁观者。

反过来，农夫山泉和东鹏的聪明，不是“只做线下”，更不是“经销商不能动”，而是它们知道市场不能搞偏、渠道不能搞极端。

该做线上就做线上，该数字化就数字化，但所有动作都有一条底线：不能让价盘失控，不能让经销商失血，不能让终端失去动力。

品牌商一定要想明白一件事：经销商不是天然正确，但经销体系不可替代。

你可以优化他、改造他、淘汰不合格的，但绝不能把渠道提效做成渠道抽血，把“全面向C”做成“全面甩开经销商”。

写在最后

去经销商化，是一条死路。

更准确地说，只算品牌账、不算渠道账的去经销商化，是一条死路。

茅台直销收入增长29.9%，批发代理收入却下降21.6%；直销增加的毛利，甚至没有填平批发代理减少的毛利。

白象把线上销售占比推高，却让线上促销价逼近经销商进货价。农夫山泉和东鹏做的也不是拒绝线上，而是不允许线上把线下砸烂。

快消品牌当然要向C，但向C不是甩开经销商，而是让经销商更有效率地服务终端和消费者。

经销商不是你的成本，是你的地基。

没有了经销商的撑腰，牛气如茅台，也要走下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