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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齐书·皇后传》书影，中华再造善本丛书影印宋刻元明初递修本。（受访者供图）
“如果用冷漠的态度对待笔下的人，就是把古人的悲喜当成了死的材料、冷冰冰的数据。感情和伦理首先是用来抵抗遗忘的，其次是防止历史人物遭受二次伤害。王宝明本来就是被伤害、被欺辱的无声的人，不能再用史笔伤害她，一次又一次把政治对手给她炮制的宫闱丑闻，毫无反思地加诸其身。”
文｜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郭宇翔
责任编辑｜周建平
如果只看史书的记录，王宝明，这位南齐的文安皇后是中国历史上最专权的女性之一。
丈夫新丧不久，她便废黜了两位皇帝，而后推立了日后的齐明帝萧鸾。在南齐灭亡前，又是王宝明将昏君萧宝卷黜落为东昏侯，并以太后的身份临朝称制，将南齐帝位禅让于梁武帝萧衍。
历史的真相是，她不过是双簧演员，每一位权臣都借太后之口诉说野心。斧钺在侧，她除了配合别无选择：在王宝明口中“宜入承宝命”的萧鸾，杀害了她的亲生骨肉郁林王萧昭业；操纵王宝明禅让时，萧衍已将南齐皇帝东昏侯的首级置于案前。
真正的王宝明在历史中失语了。《南齐书·皇后传》用短促的两千余字概述了九位皇后的生平，是书中最简练的传记之一。至于王宝明的一生，史官仅着墨二百余字。她是王妃、皇太子妃、皇后、太后，但除了政治身份，史书对她的唯一描述就是她的失宠。
“四年，为皇太子妃，无宠。太子为宫人制新丽衣裳及首饰，而后床帷陈设故旧，钗镊十余枚。”
在四川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郭硕看来，史书中的王宝明只是浮现在政治漩涡中心的影子，人们以她的名字讲话，“但我们听不到她的声音。”
十多年前，还是博士生的郭硕与老师、同门修订中华书局版《南齐书》点校本时，发现史料中以王宝明名义留下的文书繁多，体量冠绝南北朝女性，但它们皆假手于文人，王宝明的所思所想未有片语在册。郭硕想要记录“失语”的来龙去脉，但因材料匮乏、思考未周，迟迟未能下笔。
郭硕（后排左二）与《南齐书》修订组同仁的合照。（受访者供图）
直到近年与编辑讨论时，他们一致认为将弱者置于写作中心应是学界努力的方向，郭硕因而重拾了王宝明的故事。
2026年秋，郭硕的新书《失语的皇后：南齐权力嬗变中的个体生命》出版，他希望透过王宝明的故事，“让某些在历史尘埃中湮没无声的弱者，获得在宏大的历史背景下被理解、被共情的机会。”
“未亡人不幸，骤此百罹”
王宝明出身于南朝顶级士族琅琊王氏，而她身处的恰是一个极重门第的时代。
永嘉年间，中原战乱，西晋皇室仓皇南渡。王导为延续司马氏政权立下不世之功，琅琊王氏因之骤贵，时人谓“王与马，共天下”。
承先人遗荫，王宝明的父、祖在晋宋之际各有官秩。与王宝明相比，丈夫萧长懋的兰陵萧氏略逊一筹，在门第观念森严的南朝，这样的婚姻实属罕见。巧合的是，王宝明的父亲与萧长懋的祖父萧道成——南齐开国皇帝，曾同在太宰府中为官，正是这场共事之谊促成了一桩失类的婚姻。
随着宋明帝离世，各方力量蠢蠢欲动。在平叛中，萧道成的势力日益壮大，王宝明则随着夫家在乱世中几经辗转。终于在公元479年，萧道成受禅建立南齐，王宝明因皇帝嫡长孙正妻的身份获封为南郡王妃。
14年后，她在政治上的无限荣宠戛然而止，丈夫萧长懋未及继位便病逝。同年，王宝明的儿子萧昭业继位，她从太子妃变成了太后。不久，顾命大臣萧鸾便率兵入宫，当众弑君，而后立萧长懋次子萧昭文为帝，再逼其让位于己，礼成后亦杀之。
儿子死后，王宝明第一次“干涉”朝政。在太后令中，她严厉批评了萧昭业失德日久，又称赞萧鸾所为是家国之福。
萧鸾继位后，王宝明迁入鄱阳王故居，改名为宣德宫。在世时，人们又称她为宣德皇后，或宣德太后。每当权臣欲行废立之事，史笔便称其为“太后”；当新帝登基，诏书中又抑之为“皇后”，这意味着王宝明失去了作为太后左右前朝的法理基础。
日藏弘文本《文馆词林》所见南齐明帝即位诏书，有“宣德皇后”字样。（受访者供图）
定宫名为“宣德”，恐怕是王宝明一生为数不多的能做主之事，这正是她为南郡王妃时居所之名。但悠闲的日子回不去了。在半监禁的岁月里，萧鸾将王宝明的属官刘朗之免职禁锢，又迁毁了太庙中其夫文惠太子的神位。
后来，萧鸾的儿子东昏侯为下人所害，梁武帝萧衍又将王宝明推上前台，作为齐梁禅让的遮羞布。在最后一道废黜皇帝的太后令中，代笔之人以王宝明的口吻写道：“未亡人不幸，骤此百罹，感念存没，心焉如割。奈何！奈何！”
梁武帝萧衍的半身像轴，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资料图）
遗憾的是，这声嗟叹来自于作为政治符号的宣德太后，而王宝明作为“人”的悲喜，永远湮没在了历史的后台。
不论是作为读者，抑或是历史研究者，郭硕都喜欢有感情的史学。他喜欢《史记》的《屈原贾生列传》《淮阴侯列传》，理由是司马迁写出了“人味”：作为人的无奈和不得已。
在《失语的皇后》中，他以弱者为中心的写法，源自历史学家唐长孺《〈晋书·赵至传〉中所见的曹魏士家制度》一文的启发。文章讲述了出身于兵士之家的赵至，被户籍制度逼得呕血而亡的悲剧。
郭硕试图以小见大，重构王宝明被权力结构裹挟的一生：“太后的身份起了什么作用，她如何被权臣利用，怎样的规训让她没有抵抗，她的声音又如何被结构消磨掉？”
以下内容源自我们与郭硕的对话和他的新书，关于王宝明和那个动荡的时代，以及史书中无数的失语者。
郭硕。（受访者供图）
被操纵的政治符号
南方人物周刊：如何理解“失语”的含义？
郭硕：失语就是别人替她说话，她自己不能说话。史书中提到王宝明的次数特别多，以她的名义发布的诏令也很多，看起来像专权的皇太后一样，每次废立都要参与，但实际上只是来签字画押的。女性，或者说皇后的失语是机制性问题，同时期北魏的文明太后也在失语，但情况与王宝明正好相反。文明太后可以左右孝文帝的朝政，是能够掌控一切的女性，但在史书中她被强行消音，她的主张被皇帝、群臣代言了，没有直接用她的口吻说出，她的传记也只有一千多字。
南方人物周刊：王宝明谥号“文安”，“文”源自丈夫的谥号，如何理解萧梁专门给她的谥号“安”？
郭硕：《逸周书·谥法解》说，“好和不争曰安。” “安”是萧梁对她的肯定，如果没有王宝明，梁武帝的局面会困难很多。萧衍以雍州刺史的身份起兵，到首都建康（今江苏南京）后围而不攻，想等东昏侯出城投降，结果东昏侯被手下的人杀了。此时还有一个被萧颖胄拥立的齐和帝远在荆州，萧衍缺少政治上的合法性，因而在犹豫禅让的事。这时候沈约告诉他，“岂复有人方更同公作贼？”意思是再拖下去萧衍就要变成反贼了，还借用曹操的话说“不可慕虚名而处实祸”。因此萧衍让王宝明废掉东昏侯，并将齐和帝控制在姑孰（今安徽当涂），让王宝明以太后临朝称制的方式，完成了“皇帝缺席的禅让”。
南方人物周刊：王宝明代替皇帝行使权力、实行禅让的政治合法性是什么？
郭硕：此前有太后废立皇帝的先例，但没有太后禅让的先例，这是齐梁禅代的特殊之处。王宝明的政治合法性来自皇帝的权威。她是前朝皇帝的配偶、当朝皇帝的嫡母。家国一体是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那么就会有母权——注意不是女权。王宝明只有先成为先皇遗孀，才能代表前朝皇帝行使权力。通常，母权在皇帝无法亲政时才会出现，比如吕后或者慈禧太后，皇帝一旦掌控权力，太后的权力就不存在了。尽管制度层面是限制女性的，但个别能力强、有权威的女性，就算儿子成年了她也控制得住。武则天就是这样，她甚至亲自当皇帝。慈禧不愿意还权，还与光绪发生了斗争，北魏冯太后跟孝文帝也有分歧。
南方人物周刊：萧衍已经掌握了都城和百官，为什么仍然要通过禅让获得权力？
郭硕：禅让最初形成于儒家的政治理想，就是所谓“舜禹之事”，这个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近八百年，最早王莽就做过，从曹丕禅汉开始，一直到宋代建立才结束。通过禅让过渡权力变成了一种政治惯性，后面宋、元因为战争灭亡都是特殊情况。汉代以后禅让不仅是政治问题，也是信仰世界的问题。每个朝代代表了五行中不同的德，如果是以“汤武革命”的方式易代，两个朝代的五行就是相克的，而禅让的话五行就是相生的。禅让变成了一个我从哪里来的问题，人们会觉得如果王朝不是按照五行生克产生的，就不符合天道运行的规律了。
南方人物周刊：萧鸾继位时也借助了王宝明的权威，但他的情况跟萧衍还不太一样。
郭硕：这些权臣活干得太糙了。魏晋易代的时候，司马家让贾充手下的成济杀了皇帝，宋齐易代，萧道成也是买通皇帝的侍卫暗杀，而萧鸾带领禁军大摇大摆进入皇宫把皇帝杀了，这是没有先例的，在道德方面就是篡逆。大家都看到了，不可能把在场的所有目击者都清洗掉。他必须要有一块遮羞布，不然没法服人心。怎么办？这时候皇帝的母亲发布令书，说我儿子是道德败坏的昏君，感谢萧鸾把他杀了，这对萧鸾来说太重要了。后来北魏孝文帝问南朝使臣，萧鸾废郁林王的依据，使臣说“上逼太后之严令”，将责任推卸到王宝明身上，言外之意是郁林王得罪了太后才被杀。萧鸾颠倒黑白，通过太后令将暴力篡弑变成了合法继承，对于被控制的王宝明来说，估计是非常痛苦的。
南方人物周刊：面对权臣的胁迫，同时代与王宝明身份相近的女性是怎么做的？
郭硕：东晋的穆章何皇后经历了桓玄篡位，刘宋的恭皇后王贞风经历了宋齐禅代，她们与王宝明面临着类似的环境但行为不一样。王宝明是配合的，何皇后是到太庙前大哭，“哀感路人”，气得桓玄说，“天下禅代常理，何预何氏女子事耶！”王贞风则是想尽办法杀掉萧道成，袁粲、沈攸之、刘晃、刘绰、卜伯兴反对萧道成的背后都有她的影子。她们都是反抗者，命运也很悲惨，后来何皇后被刘裕控制起来，不让她“奉拜陵庙”，萧道成即位后，王贞风在短时间内就原因不明地死掉了，不像王宝明在齐梁禅代后还活了十多年。
齐高帝萧道成半身像，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资料图）
南方人物周刊：为什么王宝明的选择与她们截然相反？
郭硕：王宝明与她们是有关联的，也有一种宿命感。在很长的时间里，她居住的东宫就是何皇后曾经的永安宫，所以她一定听说过何皇后的故事。在宋齐禅代之际，昔日的太后王贞风死了，王宝明成为了南郡王妃，她们都来自琅琊王氏，她也能看到、听到王贞风的经历。她们的悲惨结局会不会影响王宝明的选择？是拼一把就死，还是活下来，这个读者们可以想象一下。当然王宝明的选择也跟她顺从的性格有关。到后来齐梁禅代的时候，她可能已经心如死灰了。萧衍曾经暗示南齐宗室，杀掉萧鸾一脉也算给高帝、武帝子孙复仇了，这番话对于王宝明来说也是这样的，所以她不太会反抗。
南方人物周刊：为什么历史上权力更迭的时代会有更多人关注，它的吸引力来自哪里？
郭硕：这种生死危急之际的选择，最能够凸显人性。比如著名诗人谢脁向齐明帝告发自己的岳父王敬则谋反，后来老婆每天带着刀要找谢脁报杀父之仇，谢脁有家不敢回。最终他也因遭人诬陷被杀，死前他后悔揭发岳父，感叹“我不杀王公，王公由我而死”。
“权力结构中的每一重身份都淹没了她”
南方人物周刊：你似乎对王宝明有莫大的同情，比如“我宁愿相信，这是王宝明母子的政敌，有意将宋孝武帝乱伦和山阴公主养面首之事，稍加改动加在王宝明身上”，对历史学这一强调客观、严谨的学科而言，学者对研究对象动容是一件好事吗？
郭硕：个人的感情不可能不影响历史写作。分析历史哲学之父布莱德雷就强调：“历史学家不可能只是被动的接受者，或仅仅是复现者。”忠实地转述信息是不可能的。爱德华·卡尔在《历史是什么》中讲述了魏玛共和国外交官施特雷泽曼的故事：施特雷泽曼大部分的时间都用于处理与苏联的关系，但是秘书整理档案时，将多数涉苏内容删除，留下的大部分是欧美档案。整理者是有偏向的。历史学家有选择、有判断，就一定会带有立场，选择记忆或遗忘什么的时候，批判就已经开始了。
道德、感情也是历史学问题意识的来源。如果没有对女性苦难的感触，或者意识到女性被遗忘了，就无法出现女性史的研究。所以柯林武德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历史学家必须在自己的心灵中重演过去的思想。”有了这种想象的共情，接近过去的行动者及其处境，才能理解人物的行为。如果用冷漠的态度对待笔下的人，就是把古人的悲喜当成了死的材料、冷冰冰的数据。感情和伦理首先是用来抵抗遗忘的，其次是防止历史人物遭受二次伤害。王宝明本来就是被伤害、被欺辱的无声的人，不能再用史笔伤害她，一次又一次把政治对手给她炮制的宫闱丑闻，毫无反思地加诸其身。
南方人物周刊：近些年许多历史写作都聚焦于传统权力结构中被忽视的人物，这种转移是怎样发生的？
郭硕：从帝王将相转向边缘人物，本质上是从研究民族国家的经济、政治，转向了多元社会。最早的时候历史学者认为既然自然科学有规律，就可以追寻社会发展的宏大规律。19世纪以来的兰克史学（强调客观地重建过去）就是与民族、国家这些宏大问题绑定的。20世纪以后历史写作从帝王将相、战争、外交转向边缘人物，我觉得最重要的因素是马克思主义。它涉及工人运动，因此会关注劳工大众的生活，比如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西方也出现了殖民地的独立浪潮、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学生运动、身份政治等等，这些也会影响到史学写作。后来的年鉴学派、新文化史也关注边缘人物，比如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金茨堡的《奶酪与蛆虫》、娜塔莉·泽蒙·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最近比较火的还有刘永华《程允亨的19世纪》。
南方人物周刊：在新的写作潮流中，围绕帝王将相的史学会消失吗，或者会有什么新变？
郭硕：帝王将相不会消失，政治史中也会有新政治史、帝国史、全球史，《康熙的红票》就是全球史的代表作。改变的是我们问的问题，不再按照“成王败寇”的逻辑问谁是统治者、谁夺取了天下，而是权力结构是什么，权力如何以一种制度性的方式运作，弱者在结构中是什么位置、怎么生活。
南方人物周刊：“成王败寇”的观念会对认识历史有什么影响？
郭硕：成王败寇历史观的问题是把胜利变成了正当性。我赢了，我就有天意。研究者会偏向成功者叙事，带有明显的“慕强”倾向，这种叙事会消解个人真实的生命历程。比如齐明帝萧鸾和梁武帝萧衍都得位不正，但萧鸾的形象比萧衍差多了。梁武帝后来稳固统治了几十年，这个国家似乎治理得还算可以，所以梁武帝的形象就好很多，他是成功者。而从南齐的覆灭来看，萧鸾就是典型的失败者。北魏的文明太后也是这样，在古代她是被批判、被污名化的女性，但为什么今天她的地位那么高，因为她参与了孝文帝的汉化改革，这被认为是民族融合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当然今天的历史研究也不是为了翻案，不会因为这个人失败了就把他说得很好。
《南齐书·皇后传》书影，清乾隆四年武英殿刊本，郭硕藏书。（受访者供图）
南方人物周刊：你在书中只能呈现出王宝明失语的状态，但没有办法让她发出声音。
郭硕：我只能在权力结构中将她浮现出来，但浮现的是一个影子，我们听不到她的声音了。南朝女性的史料极少，中古时期连地方志都很少，也不像北朝有不少墓志，比如洛阳的邙山一带出土了大量的墓志，南朝连墓区都发现得很少，即便有墓志，不过是男性作者的代言而已，女性的声音无法留存。
南方人物周刊：写这本书的时候，期待能向读者传达什么？
郭硕：根本目的还是希望能共情被传统史学遗忘的弱者。王宝明虽然是弱者，但毕竟属于统治者，不是那个时代最悲惨的人。梁武帝占领建康后，立刻把几千宫女分给将士们，又将东昏侯的余妃送给王茂，人变成了被赠送的道具。这些人无声音、无面貌、无后续，她们是什么样的人？史料不足，我们更难想象，但至少可以注意到，历史上有余氏和宫女这样的一些人被当作工具赠送了。
南方人物周刊：在有限的史料中，怎样辨别哪些材料更可信或更有价值？
郭硕：只能在足够克制的前提下，做一点推断、猜测。尤其是宫廷内的事情，外人是完全不知道的，我会信任《南齐书》的一些内容，是因为作者萧子显在南齐王府里长大，那些涉及皇室生活的内容很有可能来自他的一手材料。史书说武穆裴皇后的公婆不喜欢她，而更喜欢庾氏，我推测庾氏应当是萧子显的妈妈，因为他总是在书中提到一些细节性的东西。有一次郁林王对庾氏说，阿婆，佛法说有福德才能出生在帝王家，现在我做了王却像有罪一般，还不如做富人。这应该就是庾氏对萧子显转述的内容。
南朝女性供养人拓片。（受访者供图）
南方人物周刊：作为男性学者写女性的生命史，会觉得有性别上的隔阂吗？
郭硕：我觉得对弱势者的共情还是可以做到的，当然性别上的隔阂也会有一些。比如我写武穆裴皇后受公婆虐待，也可能虐待作为儿媳妇的王宝明。有女同学跟我说，女性被婆婆虐待就一定会虐待儿媳妇吗？但其实史料上写过，裴皇后确实训罚过另外一个儿媳妇，我才会这样写。书中也提到一些传统史学中男性视角的偏见，比如皇后王贞风斥责宋明帝时，她的哥哥王景文就感叹：“后在家为儜弱妇人，不知今段遂能刚正如此。”后来清代史学家王鸣盛说王宝明“一妇人也，而两朝篡夺，皆托其名以欺人，真如儿戏”。话语中充满鄙夷，也有性别偏见在作怪。
南方人物周刊：为了写这本书，你有专门学习性别研究的成果吗？
郭硕：我最早是从罗伯特·达恩顿的史学著作《屠猫记》意识到性别的问题，书中写小红帽中狼外婆的原型，讨论为什么老年女性会被变成非常糟糕的形象。影响更直接的是达琳·尤施卡的《性别符号学》，特别是“女性的男性化”问题，其中有一个“猎手隐喻”：传统叙述中男性是猎人，女性是猎物。占有女性就占有了猎物，男性争夺一切权力都是为了争夺女性，女性一旦想成为成功者，就必须得模仿男性。中国历史上，花木兰就是女性的男性化。“猎物/猎手”的概念就是来自尤施卡，我写王宝明甚至都不是猎物，“只是被猎手作为擦拭血迹的抹布”。讨论“荡妇想象”问题时，我还参考了《特洛伊的海伦：女神、公主与荡妇》和约翰·盖格农的《性社会学》。
南方人物周刊：书的结尾处写道，“她的人生，无疑是一个悲剧。”你认为王宝明悲剧的根源是什么？
郭硕：权力结构中的每一重身份都淹没了她。她是高门的女儿、太子的老婆、皇帝的妈妈，这些都是别人需要的身份。因为是顶级高门，萧道成想要与王家联姻，她就成了政治婚姻的牺牲品；她是太子的老婆，就必须忍受文惠太子宠爱别的女人，把她晾在一边；她是皇帝的妈妈，儿子的政治风波就会将她卷进去，甚至儿子被杀她还要为仇家开脱。南朝史书经常说不要生活在帝王家，否则会感到很痛苦。门阀制度、皇权制度、禅让制度导致了无数的悲剧，把王宝明掏空成了一个符号。她失语了，她的声音属于别人，自己能做的就是当哑巴，沉默着过完悲剧的人生。
